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

文章来源：http://www.gov.cn/zwgk/2008-12/31/content_1192763.htm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8年12月31日　　 来源：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

国办发〔2008〕1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经国务院批准，现就搞活流通、扩大消费提出如下意见：

　　一、健全农村流通网络，拉动农村消费

　　（一）继续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进一步扩大"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家店覆盖面，2009年、2010年再新建和改造一批农家店和农村商品配送中心。强化农村商品配送中心的商品采购、储存、加工、编配、调运、信息等功能，增加统一配送的商品品种，降低经营成本。推进"万村千乡"网络与供销、邮政、电信等网络的结合，提高农家店的综合服务功能。引导生产企业开发符合农民消费特点的产品，增加简包装、低成本、质量好的商品供给，进一步扩大农村消费。

　　（二）加快完善农产品流通网络。健全农业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强化信息引导和产销衔接，完善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和损耗，着力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促进农民增收。继续实施"双百"市场工程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工程，在重点销区和产区再新建或改造一批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加强冷藏保鲜、卫生、质量安全可追溯、检验检测、物流等设施建设。积极推动"农超对接"，支持大型连锁超市、农产品流通企业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建立农产品直接采购基地，培育自有品牌，促进产销衔接。建设从鲜活农产品生产基地到超市的冷链系统、物流配送系统和快速检测系统，提高流通效率，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

　　（三）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系。继续推进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重点培育大型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企业，加强农业生产资料现代物流设施建设，保障市场供应。加强农业生产资料市场调控和监管，促进市场竞争，降低流通成本，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引导和鼓励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企业为农民提供技术、农机具租赁等多样化服务。

　　（四）全面推进家电下乡工作。从2009年2月1日起，将家电下乡从12个省（区、市）推广到全国。同时，把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含太阳能、燃气、电力类）和空调等产品列入家电下乡政策补贴范围，由各省（区、市）根据当地需求从中选择增加部分补贴品种。地方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强化监管，确保下乡家电产品质量，搞好售后服务，严厉打击借家电下乡名义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切实把家电下乡工作抓实抓好，扩大农民家电产品消费。

　　二、增强社区服务功能，扩大城市消费

　　（五）进一步完善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积极推进家政服务网络建设，鼓励大中城市依托大型服务企业建设家政服务网络中心，整合资源，提供安全便利的家政服务。实施标准化菜市场示范工程，在地级以上城市选择一批菜市场进行标准化改造，让城市居民便利消费、放心消费。倡导餐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开办早餐服务。鼓励餐饮龙头企业在地级以上城市发展主食加工配送中心，推进早餐经营规模化、规范化，为居民提供价廉物美、方便快捷、安全卫生的早餐服务。

　　（六）促进城市耐用品消费升级换代。正确处理扩大消费与可持续消费的关系，引导社会形成科学消费、循环消费的模式。健全旧货流通网络，在城市社区建立旧货收购点和慈善捐助站，在大中城市及城乡结合部建立旧货交易市场，满足低收入家庭和贫困群体消费需要。支持龙头企业通过连锁经营等形式，新建和改造一批统一规范的社区废旧物品回收站点、专业化分拣中心和跨区域集散市场。鼓励生产和零售企业开展"收旧售新"、"以旧换新"业务，带动新产品销售和资源节约。

　　（七）积极促进汽车消费。完善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办法，促进汽车消费稳定增长。支持二手车市场改造，倡导汽车品牌经销商开展新旧汽车置换业务，建立二手车信息平台，升级改造二手车交易市场。加大对汽车报废更新的资金扶持，提高补贴标准，增加补贴范围，加快淘汰"黄标车"，促进汽车更新换代。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升级改造给予必要的支持，提高回收的技术水平。

　　三、提高市场调控能力，维护市场稳定

　　（八）健全居民生活必需品储备机制。尚未建立生活必需品地方储备的地区要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要增加品种扩大规模。加快完善地方成品粮油储备体系，地方政府特别是36个大中城市及粮油价格易波动地区，要建立地方成品粮油（含小包装粮油）应急储备制度，并确保10天以上的市场供应量。在加快中央储备糖库和储备冷库建设的同时，各地也要加快地方储备糖库和储备冷库的建设进度。探索建立商业代储制度，引导和鼓励企业保持适当库存水平。

　　（九）切实增强市场应急调控能力。完善城乡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加强市场监测，提高预测预警水平，增强调控的预见性。继续完善产销衔接、跨区调运、储备投放、进出口调剂等机制，增强应急保供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四、促进流通企业发展，降低消费成本

　　（十）培育大型流通企业集团。通过股权置换、资产收购等方式，支持流通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尽快形成若干家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流通企业和企业集团。支持流通企业加快创立自主品牌，发展销售和物流网络。鼓励流通企业发展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形成统一规范管理、批量集中采购和及时快速配货的经营优势，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销售价格，让利于消费者，促进居民消费。

　　（十一）支持中小商贸企业发展。扶持和促进中小商贸企业发展，充分发挥其便利消费、稳定市场的作用。推动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大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商贸企业融资支持力度。金融机构要根据商贸流通企业特点，制定差别化的授信条件，创新担保方式，通过动产、应收账款、仓单质押等方式，解决中小商贸企业贷款抵押问题；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商贸企业发展。

　　（十二）实行商业与工业用电、用水同价政策。尽快落实对列入国家鼓励类的商业用电与工业用电同价政策，有条件的省份要在2009年内落实对列入国家鼓励类的商业用水与工业用水同价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五、发展新型消费模式，促进消费升级

　　（十三）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及时发布市场供求信息，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销对路商品和服务，引导消费结构升级。拓展电子信息、通信产品、教育培训、家政服务、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休闲旅游等消费。引导个性化、时尚化、品牌化消费，培育和发展定制类消费。开展"名品进名店"、"品牌产品下乡"等活动。推动特色商业街建设，扶持"老字号"的创新发展。配合安居工程建设，扩大和带动家具、家电、家纺、家饰等消费。

　　（十四）大力促进节假日和会展消费。利用节假日闲暇时间多、喜庆气氛浓、群众购买欲望强的特点，积极开展各类营销活动，扩大市场销售。2009年元旦、春节期间，在全国大中城市组织零售和服务企业开展"佳节购物季"活动。整合社会资源，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消费促进活动。促进会展业发展，带动相关的住宿、餐饮、交通、通信等消费。

　　（十五）进一步促进银行卡使用。加强银商合作，提升电子结算水平，扩大银行卡使用范围，方便刷卡消费。完善对银行卡刷卡的配套支持政策，引导经营者采用银行卡结算，方便消费者使用银行卡支付。鼓励竞争，改善电子支付环境，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十六）大力发展信用销售。积极推动国内贸易信用保险业务发展，促进和规范商业信用服务的发展，支持建立信用风险分担机制，有效防范信用风险，促进信用销售发展，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六、切实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安全消费

　　（十七）狠抓流通企业食品安全。完善流通领域市场信息系统和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对流通企业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加快"放心肉"监管体系建设，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加强对定点屠宰企业无害化处理的监控，建立肉品质量信息可追溯体系；选择50家大型、1000家左右中小型肉类生产企业进行标准化改造，切实提高肉品安全保障水平。各地也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食品安全的监管体系建设。

　　（十八）加强市场监管，改善交易环境。积极推动市场诚信体系建设，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商业欺诈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交易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促进安全消费。

　　（十九）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地区封锁，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商品自由流通。规范零售企业经营行为，加快制订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法规，推广商品购销合同示范文本，取消对供应商的不合理收费。引导零售企业规范促销行为。

　　七、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支持流通业发展

　　（二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中央财政2009年要增加农村物流服务体系发展专项资金和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以后年度要继续加大投入。采取以奖代补和贴息方式，调动地方和社会投入积极性，支持农村流通体系和城市服务体系发展。具体由商务部会同财政部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

　　　　　　　　　　　　　　　　　　　　　　　　　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经济发展，应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

在说明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时，我得先列举几个他人常年研究的发现。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

据他们的经验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的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这样，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翻身的机会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做的。他们研究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级政府对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在财政金融上的支持。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过去30年中重要的变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这种趋势从1990年代初以后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

他们强烈建议，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不能把30年当作一个整体。因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种研究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等作的，他们分析中国每年GDP的增长，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结果发现，这块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块，第一是最大的一块，被政府拿走了，即财政税收；第二块较小的，被城镇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块，则是被农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后来的十多年里，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使得中国政府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总量在上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到了 1994-1995年，中国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变。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 29年前增加了四千万人口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显眼，更显眼的，则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 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 1.2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个例子，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相互印证并大致吻合。

所以，中国的国富民穷，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则是中国过去的GDP增长，主要是两个轮子拉动――政府投资和出口占了大头，国内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愈益弱化。

因此，在过去30年里，中国早期推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鼓励之下，一些无权势的人开始发财。但1990年后，先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属于权力阶层及其亲友。以权力来交换市场机会、以特权获取财富等等――特权资本主义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正如我说明的，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退化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它的高级形式。过去20年里，中国的特权资本主义趋势增强，与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增强，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这种发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国经济的两个前轮――政府支出和出口――越来越大，而居民消费的后轮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内需不足"是个模糊说法，常被中国官员拿来误导公众。今天中国应该强调的，不应该是一般性的"拉动内需"，必须从更深层次去解构这个神话。准确地说，中国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结构调整的关键。

每次谈到刺激经济的时候，很多中国官员总是说，好，我们加大内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内需"的细节，绝大多数是政府投资，拉动的还是"官需"，而非"民需"。所以，海内外众多分析家反复说一个基本道理：在全球经济体中，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中国是最低的，只有35-37%，并且持续下滑。即使如印度这样比中国还穷的国家，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也达到60%左右，更不用提发达国家了。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严格地说是"民需"不足。

本次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大车轮――出口，越来越弱化。根据FT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文章，北京的40000亿投入中，真正加强社会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亿，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亿的农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这一次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依旧是拉动"官需"。难怪网上有笑话说，40000亿又是拿来"万里长城"和"阿房宫"。

中国要真正从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从带有慢性病症状的增长模式走出来，就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

走向大众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回顾中国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在万里、习仲勋等人的协助下，那时首要的考虑，是广大民众脱贫进而致富的政策。当时那么做虽然受条件的制约，但基本目标是明确的。可是从1990年后，中国的"民富"目标越来越边缘化。目前的冲击，只不过是把中国1990年以后三点一面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模式，即国家资本主义及其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的风险，暴露出来。

中国走向大众资本主义，必须增加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布，包括创业的、职场里升迁的、在全国各地流动和发财的等等。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中国要转向大众资本主义，就得在金融体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变，不能将普通民众存在国有垄断银行里的钱，没完没了的注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而对私营企业又压又打。现在已有让中国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应尽早让它们完全合法化，与国有银行平等竞争。此外，中国还必须在反垄断上多做实事，不能让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从民间吸血太多。

同时，中国政府应在人力资本方面扶持弱势群体。很多国家在作经济调整时，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从夕阳产业转向朝阳产业的人，进行财政税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职业（再）训练和正规教育的个人成本。

中国的服务业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问题。中国服务业中，民间经营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馆、洗脚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级服务行业的部分，政府控制太严。这一块不放开，中国就很难出现大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的、提供高学历者就业机会的新型第三产业。中国应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门槛。

只有通过综合性的对内开放，中国才能转变到大众资本主义，让更多中国的普通公民，无论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的，获得更多的创业机会，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资本的机会，推出更多新型企业的机会。这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动内需仍然集中在拉动官需，中国的增长模式将难以持续。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拉动民需的转变，就必须让中国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创业、发财、控制财富的机会，从"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不平衡走出来，迈向"民富国强"的公平的可持续发展。

转摘经济发展，应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_神秘的黄玫瑰_新浪博客

［转载］卢麒元：政府的死亡底线

建议中国的管理层阅读前俄罗斯代总理E�T�盖达尔先生的著作《帝国的消亡》。建议领导人2009年的集体学习，邀请E�T�盖达尔先生，并请他讲解前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谈到反思改革开放，前苏联人是有发言权的。在那些充满血与泪的历史巨变中，有我们尚未参透的历史教训。
    E�T�盖达尔先生用宽阔的历史视野、严谨的逻辑分析、翔实的数据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前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盟友，中国不能不对苏联解体进行深刻反思。在《帝国的消亡》一书中，有太多似曾相识的情节。《帝国的消亡》实在可以作为当代国人的一面镜子。
    非常遗憾，E�T�盖达尔先生不是优秀的财政专家，更不是优秀的金融专家。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却没有能力提供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借助E�T�盖达尔先生提供的资料，用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重新梳理，试图挖掘帝国消亡的深层原因。
    笔者惊讶的发现，前苏联问题并没有多少新东西。问题的焦点依然在财政。而且再次验证了笔者研究明史得出的结论：伤于财政，毁于金融（可参阅笔者文章《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笔者认为，财政收入，分为广义财政收入和狭义财政收入。
    首先，广义财政收入包括了税法和预算法确定的名义财政收入，以及名义财政收入之外的，用于公共开支补偿的一切收入。例如，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收入、公共机构的预算外非税收入、国有企业的不合理成本摊销和利润留成等等，都属于广义财政收入。当广义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名义财政收入时，意味着国家正在形成食利者阶层，并逐渐开始失去效率。当广义财政收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50%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进入危险期；当广义财政收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75%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进入崩溃的边缘。
    其次，狭义财政收入是指名义财政收入中直接用于国民福利开支的部分。狭义财政收入如果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过低，意味着政府行政管理权限的丧失，政府将失去对于国民经济的控制权。当狭义财政收入低于国民生产总值5%的时候，政府已经陷入管治危机；当狭义财政收入低于国民生产总值2.5%的时候，政府将面临彻底崩溃。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形式的经济危机都会直接导致狭义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很容易触碰到底线。政府为了挽救危局，通常会采取举债或滥发货币来填补狭义财政收入的不足。这就必然引发金融危机。
    笔者将广义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高于75%和狭义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低于2.5%这两项指标称为政府的死亡底线。
    前苏联正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同时跨越了这两条死亡底线。腐朽的精英阶层经历长期蜕化之后，成为不折不扣的食利者阶层。他们的愚蠢、浅薄和疯狂令人发指。他们对于财富的无止境占有，导致广义财政收入和狭义财政收入最终失控。他们终于将国家竞争力消耗殆尽，他们终于将政府管治能力消耗殆尽。当可怜的狭义财政收入再也无法满足民众最低福利需求的时候，政府除了大规模举债，就只能印刷卢布。财政危机最终转化为金融危机。剧烈的通货膨胀使经济危机演绎为全面的社会危机。最终，导致一个强大的帝国，在一夜间消亡。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精英阶层送上苏联历史舞台的政治小丑。他当然不会与精英阶层对抗。他当然也不会和西方对抗。他能够带给苏联国民的，就只剩下美丽的谎言。那些谎言经过美国新自由主义者精心包装，成为了耀眼的改革新思维。任何政治承诺都必然需要付出经济成本。戈尔巴乔夫将成本来源寄望于西方的经济施舍。然而，轻易付出政治贞操的戈尔巴乔夫被廉价出卖了。一个伟大帝国的信用被他彻底糟蹋光了。出卖伊拉克，他仅仅获得科威特2亿美元贷款；出卖朝鲜，他仅仅获得南韩5亿美元贷款。而这些可怜而肮脏的贷款根本无法弥补狭义财政收入的巨大缺口。戈尔巴乔夫开始疯狂地滥发卢布。通货膨胀开始失去控制。卢布形同废纸。国家资不抵债，政府入不敷出，诺大的帝国竟然即刻破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留给他的将是永远的耻辱。他的祖国，分崩离析；他的人民，饥寒交迫。前苏联地区的生活水平退回到十月革命前的悲惨境地。
    中国人需要警觉的是，二十年前苏联的教育、学术、传媒状况颇似今日之中国。美国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与苏联学者、专家以及管理层合流，制造了一整套辉煌的"发展计划"（其实是死亡规划）。貌似"高人"的苏联"赵括们"，颇似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机构的学者、专家。他们对于财政金融的真实感悟近乎白痴。但是，他们了解西方的语言范式，他们熟悉领导人心理需求，他们利用了民众求变的急迫心态，他们获得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有力扶持，他们终于有机会规划和决定一个大国的未来。遗憾的是，比赵括更可怕的是，他们坑杀的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今天，中国的"才子们"搞出来的刺激经济计划，颇似二十年前苏联刺激经济方案。他们的焦点，依旧是无限放大广义财政收入；依旧是要彻底压缩狭义财政收入。他们要用公共开支和钢筋水泥耗尽政府最后的财力，他们要枯竭一切用于国民福利的来源，迫使政府缴械投降并实际破产。
    西方学术和舆论始终在曲解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他们总是绕开财政问题，刻意导入政治体制因素。笔者拥有一些经济史知识，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你是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要你敢于跨越这条政府死亡底线，就必然消亡。这是铁律。这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一定要讨论社会制度的话，那就是用人治还是法治守住这条死亡底线。如果，既没有有效的制度，又没有优秀的政治家，那结果就非常值得忧虑了。
    在苏联解体的同时，另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那就是苏联的老对手德国。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在苏联开始分裂的时候，分裂的德国却完成了统一。德国的再度崛起绝非偶然，它有着极其深厚的思想基础。德国的成功源于佛莱堡学派的伟大社会实践。路德维希?艾哈德等伟大的思想家们，用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成全了他们的祖国（可参阅笔者文章《掠过佛莱堡》）。不仅如此，在德国统一之后，他们又制造了另一个帝国的雏形 ――欧盟。德国人的道路深深地吸引着一位年轻的苏联人。这个德国总理艾哈德的隔代粉丝后来成为了俄罗斯的总统。他的名字叫普京。
    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严重的问题。尤其在财政问题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危险期，并逐渐在逼近危险的死亡底线。中国广义财政收入已经进入疯狂增长的状态，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迅速突破警戒线。与此同时，中国狭义财政收入迅速被蚕食，中国狭义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接近警戒线，中国已经开始采取危险的金融手段处理财政问题了。真正的危机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对于危机的无知和无觉。我们这个民族缺少必要的自信，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独立的思考者缺少必要的尊重。在瓦缶雷鸣之中，危机被系统地遮蔽和淡化了。尤为严重的是，华丽的瓦缶竟然真的能使黄钟毁弃。中国真正的思想家们被边缘化了。小丑们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冗长的逻辑和斑斓的废话之中，又一个伟大的国家再次陷入滑稽的梦魇之中。
    2009年将是中国人艰辛而危险的岁月。内部和外部的矛盾集中并交织在一起了。我们将怎样面对复杂的局面？历史当然不会简单重复。但是，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
    希望国人重视E�T�盖达尔先生和他的《帝国的消亡》。希望中国将来没有机会产生中国版E�T�盖达尔以及中国版的《帝国的消亡》。甚至未来中国也不需要普京这样的领导者。我们不能再走俄国人的路！
    我们需要中国的"佛莱堡学派"，以及像路德维希?艾哈德那样的思考者和实践者。我们永远追求国家的统一，而不是分裂。我们永远追求自由，但是绝对不会放弃主体性。我们需要市场，但是绝对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要知道，号称资本主义的德国，数十年坚定不移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德国人的"社会市场经济"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镜鉴。当然，中国人也不会走德国人的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像德国人那样独立思考；至少，我们可以尊敬我国独立的思考者；至少，我们应该允许独立的思考来测试主流逻辑的正确性。
    笔者十分认同胡锦涛总书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三项重要原则。其中，不折腾本质上就是财政原则。通过财政制度与政策的变革，治理穷与不公，天下必无人折腾。中国只要能够持续降低广义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只要能够持续提高狭义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政府只要远离死亡的底线，就能从容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任何危机。
    笔者认为，中国无需惧怕来自内部和来自外部的任何危机。最严重的危机早已经被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现实的危机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你爱这个国家吗？你爱这里的人民吗？如果你的爱是真的，你为什麽会允许你的政府去冲击死亡底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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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麒元：伤于财政 毁于金融

　　
　　中国真正读懂明史的人大概只有毛泽东。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与军事决策失当。这一结论似是而非。李自成进北京后，确实失误频频。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义军劫掠京城；激反吴三桂；错杀李岩。这些事件从直观的角度看，确实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但却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李自成真正的问题出自于财政。"迎闯王，不纳粮"。一句话就断绝了李自成的正规财政来源。起义军的财政来源竟是吃大户，这种劫掠型财政，必然演变成为进入北京后的"骄纵"。没有系统的财政建设，地方官吏无钱正常运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属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必然思去，杀李岩实属无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经济，最终输掉了政治和军事。中国历史学家治史太过重视政治与军事，疏忽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经济。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财政。
　　
　　毛泽东则不然。毛泽东进北京，不仅仅注意了戒骄戒躁，不仅仅注意了政治协商，不仅仅注意了封官授衔。最要紧的是全面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并逐步开始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在此基础上发行人民币。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财政主动权。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在他的日记里反复提及这一点，并十分感佩。以此为鉴，蒋介石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培育经济，保障供给，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与制度，这才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事实上，古今中外王朝兴衰大体上都与财政有关。公共财政政策是双刃剑，搞得好就是昌明盛世，搞得不好就是国破家亡。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套完整有效的财政政策。中国建国后的迅速发展主要依靠这套系统有效的财政政策。时至今日，中国政府有效的经济管理依然是依靠这套体系。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的财政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财政体制的变革势在必行。由于管理层对于经济的理解十分有限，特别是对于财政的理解过于肤浅，中国的财政政策处于被动调整状态，公共财政政策被新兴经济势力强力扭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公共财政政策已经演变为中国政府管理的乱源。
　　
　　中国经济学家不懂财政收入的含义。在财政收入问题上，中国过度依赖创造价值的课税，而忽视资产增值的课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正在经历迅速的资本化，国有财富的资本化本应提供巨大的财政收入，例如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例如自然资源的资本化，例如国有企业股权的资本化，这些资产的资本化创造了巨额的财富。然而，中国政府却没有在资本化过程实现财政收入的巨额增长。更为严重的是，国家没有得到应得的财富，亦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国民福利，而是被动支持了大规模财富转移。其中，一部分补贴了全世界；另一部分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原始资本积累。
　　
　　中国在财政收入问题上的失误，性质十分恶劣。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国有资源属于国民资产，转移国有资源等同于向国民收税。如果将国有资源资本化过程中，国民资产被剥夺视为特殊税收的话，政府相当于向国民课取了巨额特种资源税。如果这一判断成立，中国近年的实际税率可能远远不止所得税率35％，实质税率可能高达90％以上，可能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高税收国家。最为严重的不是税收之重，而是这种残酷的税收没有进入国库，没有转移支付给国民。它们的主要部分在资本化过程中巧妙地流失了。这才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也可以说，这才是中国当今一切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
　　
　　中国的财政收入问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土地、资源、国有股权资本化方面。负利率政策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要素价格扭曲也可以视同为特殊税收；环境破坏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只是这类税收更为可怕，它们直接在政策层面就被转移支付给特定人群了。
　　
　　这就是为什么，突然有哪么多人，突然有了哪么多的钱。这就是为什么，紧缩的中国突然出现流动性泛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资产价格突然暴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突然需要建立和谐社会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懂财政支出的含义。当由土地、资源、国有股权形成的一部分收入纳入财政的时候（已经很可怜），它们被巧妙地列入预算外收支。这笔逃脱税法和预算法约束的资金，成为各级政府的大金库。于是，各级政府如此热衷搞自身建设、搞市政建设、搞经济建设。"大炮一响，黄金万�。"不搞建设，就没有经济权利，就没有腐败机遇。却没有人认真思考如何将这笔本属于国民的财富转化为国民福利。看到政府部门高楼林立，看到政府官员豪宅小蜜，谁能说那只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问题？
　　
　　公共财政政策的严重问题会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在形式上，最终表达为金融问题。中国历代王朝在公共财政政策失误之后，无一例外最终滥用金融政策。就本质而言，由于正规财政收入流失，政府就必须透支政府信用。在没有法币的古代只能加征税赋；在有法币的的现代就是通货膨胀。剔除那些虚伪的专业说辞，历史的轮回在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笔者将之概括为：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在中国历史的盛世王朝中，常常会有一些经邦济世的伟大人才。中国人不会称之为经济学家。就如同中国人不会用伟大的经济学家盛赞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但是，经邦济世之才必须懂经济。否则，就难以避免李自成式的悲剧。尤其必须精通公共财政。有趣的是，精通公共财政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中国就有陈云这样并非经济学家的公共财政专家，并且具有大师级水准。而在经济学家满街走的当代中国，管理层中竟然无人通晓公共财政政策。以至于管理层反复被误导，反复被欺骗，反复被利用。实在令人费解。笔者一向认为，李岩被杀，不能全怪牛金星的无耻出卖，他的那句"迎闯王，不纳粮"，早已种下了自己的死因。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们，比李岩和牛金星强多少呢？那些活跃的政治化妆师和经济投机师们可以经邦济世吗？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主要是知识的传播者，偶尔也用来做金融产品推销员。基本上没有登堂入室的机会。道理很简单，经济学知识是经邦济世的必要条件，却远远不是充分条件。书生误国，古今中外皆如此。这还是客气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中国的当代经济学家有多少是无间道。前苏联的猝死不就是毁在这些人手上吗。中国那些雇用经济学家们（由金融机构付酬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像极了不拿枪的第五纵队。况且，实在看不懂，中国的管理层怎么一下子都变成了博士和教授？中国公共财政政策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管理者学识的粗俗浅陋令人震惊，竟然还敢猪鼻子插葱装相。若不是愚蠢，是否意味着背叛和出卖？
　　
　　中国公共财政政策严重扭曲的问题实在不容漠视了。笔者再一次强调：伤于财政，毁于金融。管理层一定要高度警觉。
　　
　　笔者认为，必须将支离破碎分散于多个部委的公共财政政策统一管理；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置于法律约束之中；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分离；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形成、执行、结果透明化；必须将涉及公共财政政策的金融政策（利率和汇率）、价格政策、环境政策纳入统一管理；必须将政治化妆师和雇用经济师剔除中国公共财政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必须尽快培养和使用陈云式的经邦济世之才管理中国经济。
　　
　　笔者相信，中国会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有益启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政策。并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建立包括金融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解决好目前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真正建立和形成中国强大的国家竞争力。实现中国几代人复兴和崛起的梦想。
　　
　　注：笔者以此文纪念建国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