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0日星期二

银监会明示四大信贷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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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15 00:01:08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　点击查看评论　共 1 条黑马推荐

　　大型企业并购、小企业、三农和扩大消费，将成为2009年银行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的四大重点。

大型企业并购、小企业、三农和扩大消费，将成为2009年银行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的四大重点。

1月12至13日，中国银监会2009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审慎前提下，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增长。鼓励实施贷款重组；拓宽项目贷款范围；允许有条件的中小银行业适当突破存贷比；支持创新担保融资方式和消费信贷保险保障机制。

银监会进而又明确了四项重点：其一，加强对大型企业并购活动的信贷支持；其二，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增速应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服务机构；其三，加大对涉农信贷的支持，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增强各类机构的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其四，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开展有利于促进消费的金融创新，促进城乡消费和消费升级。

知情人士透露，基于扩大内需的考虑，银监会准备出台一个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此举一旦成行，汽车、耐用消费品(如家电)等消费活动将得到更好的金融支持。

扩大消费信贷

此番银监会强调的四项重点支持领域，也与近日印发的《关于调整部分信贷监管政策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的通知》(下称"《通知》")一脉相承。

通知涵盖的十项措施中也已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展并购贷款业务；督促各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含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按有关要求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服务机构；对涉农类贷款实行有区别的信贷管理和考核政策，结合农户生产经营特点和农业生产实际情况，加大涉农信贷投入力度；支持创新担保融资方式和消费信贷保险保障机制。

支持小企业方面，"要注意一点，银监会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增速应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这个'各'字相当于要考核单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小企业贷款增速，要求很高，以前在地方上一般是整体考核，没有专门强调单个考核。"一位地方银行监管人士称。

支持小企业渡过难关，恢复经济增长的同时，银监会还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以扩大内需。

为此，前述知情人士称，监管部门强调要促进银行开发新的信贷产品；而扩大消费信贷市场关键要根据消费信贷的具体特点推动建立科学的保险保障机制，要深化银保合作，推动发展标的物全损险和人身意外险。

"监管部门的提法主要是出于风险防控，包括建立健全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的考虑。"一家大型银行个贷负责人表示。

据这位个贷负责人介绍，在汽车贷款业务上，银行业金融机构曾吃过苦头。前些年，银行在发展车贷时，主要采取直贷形式，寻求与经销商合作。而经销商的利益诉求是卖车的数量，越多越好，于是，道德风险出现，如经销商找不到客户就会造假，或者夸大客户的还款能力，银行如果没有做好风险管控，最后就承担了大量的违约风险。

"与住房按揭贷款相比，汽车贷款的风险管控更为困难，房子不能搬动，但汽车是流动的，其存在无形和有形损耗，风险因素很复杂。"前述大行个贷负责人直言。

实际上，有关各方也探索过汽车贷款的保险保障机制。据上述大行个人负责人回忆，在2002、2003年曾出现过一种还款责任保险的业务品种，业务量做的很大；但此后出现借款人大量违约，对保险公司的赔付能力产生严峻考验，保险公司也不得不赖账了，2004年以后，此类业务就绝迹了。

目前，市场上存在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保险品种，如第三者责任险、交强险、财产险等，这些险种是以汽车本身、驾车人、乘客为保险标的。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9年 1月 19日星期一 07:00 BJT

(本节选由中国《财经》杂志提供，节选自1月1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银行信贷难题")

　1月12日，中国银监会2009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要控制不良贷款馀额大幅反弹，不良贷款率也要控制在2008年底的水准。这意味着原来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双降"，正转向更为务实的"双控"。

　据1月1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报导，对于这一转变，各界的理解见仁见智。事实上，监管部门目前最为忧心的，就是商业银行如何正确理解"保增长"和控制风险之间的关系。在"防风险"与"保增长"间艰难寻求平衡，正是银行监管的微妙之处。

　这次监管工作会议的一个要点，就是在落实银行信贷支持经济发展政策的同时，守住底线。银监会坚持在严格控制不良贷款馀额和比率的同时，要求不良贷款准确分类、拨备和资本必须充足、风险管理必须加强、核销呆账的力度必须到位。

　在银监会工作会议之後，各家商业银行均拟定了稳中有进的信贷投放计画。据《财经》记者了解，各大银行为2009年设定的投放目标基本确定，有增长但不可能"大跃进"。其中，工商银行(601398.SS: 行情)(1398.HK: 行情)2009年信贷新增目标大致确定在5,000亿元，比去年略高。建设银行(0939.HK: 行情)(601939.SS: 行情)则将信贷增速确定为与2008年增幅相当，信贷增长额比2008年的5,085亿元有增加，但16.5％的增速略低于去年整个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准。中国银行(3988.HK: 行情)(601988.SS: 行情)则表示，具体额度有待春节前的分行行长会议研究决定。

　摩根大通证券（亚洲）有限公司副总裁陈舜表示，当前形势下，不良贷款上升的压力显而易见，银行要保持馀额不增，就必须在回收与核销方面下功夫。

　山东省银监局局长周忠明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前重要的是将资本充足率控制在合理的水准，不能下降。风险管理应该在经济资本能覆盖各项业务、发生的风险有能力合理对冲的基础上，"以这一标准为依据进行考核，比单纯关注不良贷款要更好"。

　周忠明称，2008年山东银监局就探索了以考核现金清收与核销为主的监管思路。当年辖内银行现金清收和核销额达到了180多亿元，现金清收的结果超过了不良贷款馀额下降的数字。周忠明坦承，由于担心逃废债，银行核销不良资产需要财政、税收方面的各种政策配合，核销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即便如此，仍能有所作为。重要的是考核机制的设置。

　监管工作会後，各家银行的"不良观"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1月17日，深圳发展银行(000001.SZ: 行情)首先发布公告，利用2008年的利润大幅提高核销和拨备的力度，使得不良贷款率从原来的4％左右下降到1％，拨备覆盖率从48％上升到105％。"这是根据监管要求，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的审慎作法。"深发展董事长纽曼说。

　各大行也对2009年的不良贷款控制目标做出具体要求。工商银行有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该行的目标是不良贷款馀额力争不变、不良贷款率继续下降。建设银行则希望不良率不升，不良额反弹在可控范围。(完)

（详见1月19日出版的2009年第2期《财经》杂志"银行信贷难题"）

　　自从央行于2007年底规定"改善型普通自住房"可以享受贷款优惠政策以来，"改善型普通自住房"实际上扮演了第二套住房的角色，政府希望通过其实现改善居住条件、拉动内需的作用。但时至今日，"改善型普通自住房"仍缺乏来自央行和银监会的明确界定和操作细则，商业银行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记者认为，"改善型普通自住房"存在难以准确界定、变通空间较大等先天不足，再加上监管部门对放松二套房贷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银行监管较严的地区，"改善型普通自住房"很难成为住房需求的助推器。银行监管部门应适当扩大"改善型普通自住房"的范畴，与各地统计局加强合作，及时推出"改善型普通自住房"的操作细则。

　　央行规定，"如借款人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再次向商业银行申请住房贷款的，可比照首套自住房贷款政策执行"。作为界定改善型住房的关键，"人均住房面积"很难得出一个准确、合理的数据。虽然各地统计局每年都会有一个统计数据，但如果将大城市规模庞大的没有户口的常住人口计算在内，人均住房面积很难界定。

　　显然，"人均住房面积"不能定得太高也不能定得太低，如果定得太高，就压抑了部分真实的改善需求；如果定得太低，又便宜了投资购房者。

　　以北京为例。按照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截至2007年底，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27.07平方米，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的住房建筑面积约为80平方米。这个数字看起来根本不高，但如果房子位于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等城四区，这个居住面积也不能说是"很困难"。如果以此作为人均住房面积，购买二套房享受贷款优惠就较为容易。

　　即使如统计局等国家机关发布一个比较权威的"人均住房面积"，商业银行仍有"变通"空间。比如说，如果把家庭的非常住人口算作家庭人口，人均住房面积很容易就会低于当地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正因为"改善型普通自住房"很难界定，商业银行有一定的自主操作空间，监管部门为了防范贷款风险，才迟迟没有出台操作细则。这就导致商业银行对"改善型普通自住房"实行了两种极端的操作，一种是严格执行央行"9・27政策"，对所有第二套住房不实行贷款优惠，一种是滥用"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概念，借机对二套房贷放松限制，其中以前者居多。

　　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明确表示不支持高房价，银行监管部门的态度也并未松动，防范银行风险仍是提振楼市的首要原则。那么，如何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促进居民购买住房的合理消费并消化房地产市场增量呢？

　　首先，监管部门可以进一步出台细则，将"改善型普通自住房"的范畴扩大到居民卖掉一套房并还清贷款后的再置业，不能因为居民"在央行征信系统里有贷款记录"就将二次置业"一竿子打死"。居民卖掉房子后一般会有增值收益，可以据此将居民购买第二套房子的首付款提高，但对于贷款利率给予适当优惠。

　　其次，为了防止各地的商业银行借机为第二套住房乱开贷款口子，银行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和统计局的合作，由各地银监局和统计局联合计算当地人均住房面积的具体数据，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

国富民穷呼吁大规模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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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rj.com    2009年01月15日 15:33     《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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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财政税收增加了31％，今年从前三个季度来看可能更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门都有创制税费的权力，行政部门层出不穷推出新税、新费。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钱，让民间分享的就会越少，最终产业结构更为重工业化，民营企业动力不足，而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中国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进下一步改革目标的阶段，要改变增长方式，增加企业活力与拉动内需，必须大规模减轻企业和民众税负。从历史上看，盛世的出现必须做到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

　　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

　　（《政府规模有多大》，陈志武，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政府规模有多大》，陈志武，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

　　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 "最大"规模。

　　（《政府规模有多大》，陈志武，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应该考虑大规模减税

　　税收应该考虑刺激企业的发展。因为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

　　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陈志武，11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

　　在分析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时，不能只看政府财政税收有多少，而且也应该把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的总额包括进去，这两者的总和占GDP的比重才跟私有制国家的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具有可比性，否则会低估中国政府收入的水平。

　　一个庞大的社会可能带来很多问题，如果这样下去，中国没办法称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钱，政府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多，让民间分享的就会越少，最终在经济上会表现为产业结构更为重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说到底，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让人民对政府更加没有约束力、没办法给老百姓一个伸张自己权利的经济基础，让一方可以随意用权、另一方只有收受的份，两边没有谈判的空间。这从根本上有悖于多年主张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面对经济难题，应为居民和企业减税、退税》，陈志武，7月14日《新京报》）

　　中国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进下一步改革目标的阶段：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可以考虑大规模减税。我最近看了福布斯全球竞争力的排名：中国的税负大概排在世界的第三或第四名。

　　这个指数水平相当高。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税负和企业税负确实不低。为什么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经受了滞胀两座大山的压力下能够重新振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

　　如果与世界横向比较，中国企业的负担在世界上是比较重的。很重要的是中国各种各样的税收，包括各种各样间接的负担，使得中小企业的成本相当高。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员工有一些保障，这些保障实际上政府是需要承担一部分，现在越来越多的责任是由企业来承担，比如说"三险一金"，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企业来交的，这部分能否政府更多的承担，来减轻企业压力。现在为什么要采取减税政策？因为减税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减轻一部分的运营成本。

　　（《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梅建平，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要激活个人消费能力和企业投资，第一需要政府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就是说要把通货膨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降下来。第二政府要采取大规模的减税政策来刺激经济。政府要把更多的钱放在老百姓的口袋里。过去10年以来，基本上每一年的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政府在整个国民经济，在GDP当中所赚取的部分越来越大，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是相当不利。要把财政收入与GDP的平衡增长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定下来，限制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

　　（《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梅建平，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本在1973年、1974年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由于大量外贸的顺差，使得日元在很短时间大幅升值，日本企业实际上也是面临巨大的压力。美国的很多企业，在1979年、1980年的时候，如果向银行借钱，需要承担20％的利息，它们怎么能够生存？

　　如果政府不给企业一些资源，通过减税把钱放回到企业的口袋里面，让他们做产业升级换代、建立销售渠道，创立名牌是很难实现的。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大企业也是一样，同样面临更新换代、产业升级、创造品牌，建立世界性的销售渠道这样的挑战。减税是使企业提升长期国际竞争力的一种现实路径。我们不能永远只做劳动密集的鞋子、袜子、打火机。

　　（《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梅建平，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首先，最重要的应该是降低企业营业税税率。中国企业的税负高的离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管企业赚钱不赚钱，只要有销售收入就要纳税。税收应该考虑刺激企业的发展。因为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目前可以考虑大幅度的调低营业税税率，即使减半也可以考虑。

　　另外，我认为所得税税率还是比较高。25％的企业所得税是不是可以考虑降到20％？个人所得税也应该考虑下降，我认为起征点可以提高，这样可以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负担。为了鼓励投资，我认为45％的最高收入税率也应该考虑降下来。

　　（《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梅建平，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税制改革与经济发展

　　拿征税作为经济调控、不强调征税后对老百姓的服务回报，那都是对私人财产的摄取。

　　过去这么多年中国改革的重心都放在了经济领域，没有在根本政治制度上进行实质性改革，我认为目前中国最需要改革的领域之一是：政府部门增加税种和税率的权力没有受到实质性约束，应该改革为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税率的权力，征税权至少也要放回到人大常委会的层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门都有这个权力。这样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行政部门层出不穷推出新税、新费，去年财政税收增加了31％，今年可能更多，这样下去对于企业还怎么去谈激励？如果有一天每赚一元钱就有五角钱上缴给国家的话，企业还怎么活？而且在个人层面上还有这么高的个人所得税，这样大家都在为抽象的"国家"干活。

　　只有在老百姓从税赋中得到相配的政府服务回报时，那种税赋才是合理合法的。拿征税作为经济调控、不强调征税后对老百姓的服务回报，那都是对私人财产的摄取。这即是为什么必须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掌握征税权。

　　（《面对经济难题，应为居民和企业减税、退税》，陈志武，7月14日《新京报》）

　　财政政策方面，要一视同仁地给各个行业减税，包括给老百姓减税。

　　在货币政策方面，让利率水平和通胀持平，或者高过通胀，调整为正利率。不应当通过行政手段控制总贷款额，应当通过利率手段控制信贷，一致性地限制和约束企业的贷款行为，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以此来控制信贷总量。

　　很多人对"二次分配"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当然经济学教科书上都会说税收是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的工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有一个基本前提假设的，那就是政府花钱的过程、预算的过程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是有实质民主监督问责的，这样才有制度基础。

　　但是现在中国对预算没有实质民主监督，也没有媒体参与的广泛公开讨论。脱离健全的公共财政监督制度，单纯谈"二次分配"就没有意义，就只能是一种梦想。

　　（《面对经济难题，应为居民和企业减税、退税》，陈志武7月14日《新京报》）

创业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融资融券的不同意义

来源：你好牛呀作者：时间：2009-01-15

2009年证券监管工作的重要任务是推出创业板、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做好融资融券试点，它们三者对证券市场和经济振兴的意义实际不相同，因而也决定了它们的推出时机和先后顺序。

开设创业板市场是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有效步骤。而在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是政府最关心的一个企业群体，他们的生存直接关系到就业的问题，因此，股市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个最直接的支持，就是推出创业板市场。请各位注意，创业板市场的推出并不会影响主板的市场行情，这是世界股市已经证明了的事情，政府真正害怕的是创业板市场本身的不温不火，香港当年推出时遇到东南亚金融危机，所以不火，导致中国创业板市场延后了十年还没有推出来。现在绝对是推出的好时机了。

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也是针对企业直接的一项措施，并购重组从来是股市的不变的题材，在金融危机，经济下滑的背景下，重组必然是一项经常的行动，关键是证券市场对重组怎样反应。一般来说，熊市下，对重组是有选择的，一部分重组会得到市场的欢迎，另一些重组可能成了主力出台的契机。其实关键是无论市场如何反映，市场如何表现，需要重组的上市公司会一如既往地重组，所以重组与市场反应是两个概念。因此对市场后市来说，重组需要，但不见得会导致股市的变化。

融资融券绝对是一项直接引起股市变动的政策措施手段，但这项政策手段的风险过大，中国的股市投资者自控能力比较小，一个权证就可以炒翻了天，融资融券或许风险更大，因此一定会比创业板市场更加谨慎。从时间上来说，试点就是不错的举措了，到真正全面推开没有几年功夫恐难实现。在当前背景下，融资可以直接引起市场资金的变化，股市有可能实现反弹或者反转，股市火起来，股市的融资功能就能够实现，对于很多上市公司度过难关很有帮助，所以，试点一定会进行。

财会一周要闻集锦[2009.1.10-1.16]

发布时间：2009-1-16 阅读次数：795 评分(1票，平均5.00分) 评论:0次

来源：中国会计视野作者：曹巧波　　编辑：caoqia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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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财会人员薪资调查
　　 2008年财会人员年终奖调查

　　教育职场
　　新老考试并行 CPA考试制度改革定案公布
　　2009年，具有现行考试制度下有效期内任一考试科目合格成绩的考生，可以选择按新的考试制度或现行考试制度报名参加考试。按新的考试制度报名参加考试的，其至2009年尚在有效期内的单科合格成绩转换为新的考试制度下有关科目的合格成绩。按现行考试制度报名参加考试，取得全部5个科目合格成绩的，发放全科合格证；未取得全部5个科目合格成绩的，其至2010年尚在有效期内的单科合格成绩转换为新的考试制度下有关科目的合格成绩。
　　CPA考试合格率全国8省对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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