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5日星期一

财政支农要找准切入点





新农村建设涵盖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需要财政从多方面予以支持,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面铺开,不可"包打天下"。当前,应当以发展农村经济为切入点,围绕生产发展、农民增收开展工作,搞好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的支持与保障。

一 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夯实经济发展基础。财政部门要发挥职能优势,积极向上级争取各类发展资金,重点抓好村村通油路、中小学布局、农村寄宿制学 校建设、农村卫生医疗基础设施建设、远程教育网络建设、水利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二 是加大农业内部调产的支持力度,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从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农村实际出发,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加快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和特色农业发展。捆 绑使用各种财政资金,支持广大农民大力发展香稻、小香葱、黄栀子、莲藕等高效产业。大力发展小龙虾、观赏鳄鱼等特色养殖业。以现有南大市场为依托,逐步完 善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走规模化、市场化的道路。

三是加大对专业合作组织的支持力度,发展农民经纪人。财政每年都应安排 一定规模的资金,引导农民、农技推广机构、农村经纪人、专业大户创办或领办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专业化、系列化服务,提高农民参与产业化经营的能力。也 可以尝试通过财政贴息或预付政府储备金等形式,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向农户提供各种服务,建立最低保护价或联动价,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进 行规模生产,占领市场。

四是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市场竞争力。要增加培训资金。区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农村劳动力 转移培训,并积极争取中央财政的支持;要整合培训资源,充分利用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农村夜校、基层学校、中小学校、乡镇科技站、文化站等培训基地开展培 训;要丰富培训内容,开展以农业实用技术和产业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培训,如可组织农民参加烹调、服装、电焊、美容美发、水产养殖、林果栽培等实用性强、易于 掌握的农业技术和劳务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增强他们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

五 是着力创新财政支农机制。用足用好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实验区建设政策,积极上报各类投资项目,争取得到上级更多的资金投入。以主导产业或重点建设项目 为资金整合平台,积极探索农业综合开发与扶贫开发、农业生态建设、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等支农项目相配合、统筹安排的投入机制,集中财力办大事。强化支农资 金监管。

(作者单位: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财政局)

积极财政政策应"四两拨千斤"

http://www.cfen.com.cn/web/cjb/2008-12/23/content_477774.htm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
积极财政政策应"四两拨千斤"
中国财经报 2008-12-23 09:11:03

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定了基础设施、安居、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等重点,体现了民生财政理念,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切实表现。为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科学评价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扬长避短。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要慎重选择政策着力点和投入领域。比如对于像房地产、股票及其他虚拟经济领域,财政政策实施起来难度较大,政策效果也不会很显著。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不能动摇。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样要遵循这一原则。特别要注意吸取和总结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审批经济"和"检查经济"孳生的大量问题。"审批经济"、"检查经济"绝不是市场经济。同时,也要注意不能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问题怀疑甚至否定市场机制的基础地位。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放大政府投资乘数效应,同时采取多种手段,调动市场力量。一方面,启动市场光靠财政几万亿的投入是不够的,基础实施比如铁路、公路、机场等必须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可以实施BOT特许经营、PPP公私伙伴关系管理等方式,政府牵头,吸收市场力量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另一方面,启动市场最关键的两个主体是企业和消费者。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加强财政投入的同时,必须综合运用多种财政政策手段,如对企业实行减税、财政贴息,对居民消费实行财政补贴,其政策效果都比单纯的财政投入效果要好。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正确处理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改善民生,而对于民生需求的准确把握,地方政府或基层政府有着天然优势。实践中,在财政投入项目的选择上,地方政府的主动选择与中央财政资金投入的方向往往会发生偏差。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仍会积极争取项目并按照中央财政资金既定的方向完成投资,但这种情况下的投入往往并不符合本地区最迫切的民生需求,甚至造成严重的资金浪费。早在2002年,国家审计署审计15个省(区、市)国债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发现一些国债项目损失浪费、效益低下问题比较突出。

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在投入项目的选择和资金管理上,以地方政府"块块"为主的方式往往比中央部门"条条"指定项目的方式更为有效。此外,一些在中央层面看很大的一笔资金,经过"撒胡椒面"的方式下达到个各个地方时,过小的资金规模又往往使得财政投入效果大打折扣。。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从长远效率考虑,综合环保、节约土地以及节约资源多个因素,围绕科学发展的原则,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

强化“四个意识”加快财政发展

http://www.cfen.com.cn/web/cjb/2008-12/23/content_477775.htm

强化"四个意识"加快财政发展
邹国富
中国财经报 2008-12-23 09:11:31

开展"解放思想与衡阳发展"大讨论活动,是衡阳加快发展的又一个发展机遇。财政部门如何坚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实现衡阳财政在新的起点上又好又快发展,我认为要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发展意识、公共意识、服务意识,把握时代脉搏,确保解放思想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强化全局意识,提高政治觉悟。一是知晓全局。要做到胸中有全局,必先知晓全局,要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做到通晓全局、通观全局、把握全局。不仅要通晓财政的全局,还要通晓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二是维护全局。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过程变成实现、维护市委市政府权威和决策意图、工作部署的过程,体现党和政府执政和行政效果、惠及于民的过程,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三是服务全局。

强化发展意识,做大财政蛋糕。首先是要把工业做大做强。衡阳没有工业肯定是不行的,真正支撑财政发展、运行的是工业企业,靠税收。要发挥财政资金和财政政策引子作用,运用好担保公司、城建投公司等融资平台以及财政贴息等手段,向市场融资,向银行融资,向社会融资,吸引更多、更大的资金投入到重点项目和骨干企业。其次是做好土地经营的文章。一方面要加大土地储备力度,切实做到政府高度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依法将新增经营性用地、存量闲置用地、旧城改造土地、企业改制土地、机关事业单位搬迁调整出来的土地等,统一纳入政府土地储备范围,实行"一个池子蓄水"。再其次是盘活政府经营性资产。要在清理市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家底的基础上,建立资产监管信息系统,制定加强资产监管的办法,确保今年国有资产经营性受益有一个较大的突破。

强化公共意识,建设公共财政。一是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严格界定财政供给范围。二是研究完善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三是深化支出管理体制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具体来讲要坚持"四个严格",即严格部门预算管理。不能让单位几个口子吃财政。现在一个单位,几个口子申请财政资金,这个情况要严格进行控制。单位所有的收入,包括预算内、预算外的资金,都要纳入综合预算管理,防止资金在体制外循环。

强化服务意识,塑造良好形象。在系统上下大力倡导"五办"作风,即对反映强烈、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突发性、群体性事件,雷厉风行"马上办";对涉及民生的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推不拖"主动办";对带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认真调研,深入实际"上门办";对需要纵向、横向协调办理的问题,在不违背国家政策和法规的前提下,创新思维"积极办";对不违反国家保密规定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财政政策和专项资金拨付,阳光透明"公开办"。通过"五办"作风的推行,提高机关办事效率。(作者系湖南省衡阳市财政局局长)

预算改革谱写精彩华章

http://www.cfen.com.cn/web/cjb/2008-12/16/content_474612.htm

预算改革谱写精彩华章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李萍谈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新突破
中国财经报 2008-12-16 14:06:53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 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里程碑

李萍司长说,改革开放30年来,财政部推行了一系列预算制度改革,尤其是近两年来推行实施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是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基础性改革,它不仅对推进政府预算的科学、规范、公开、透明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不断提高我国依法理财、民主理财水平,对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记者 宁新路

改革开放30年,对于财政部预算司来说,既是不寻常的历程,也有着特殊的感受。从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的困难财政,发展到今天国家具有强大的财力,30年来,财政部预算司为了把国家每分钱管好,把有限的钱花到大力促进经济建设发展的关键地方,围绕预算制度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进行了从不间歇地改革创新,书写了一页页精彩的华章,从而形成了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财政预算体制,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起到了有力保障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财政预算工作,财政部预算司司长李萍感慨颇多。李萍司长长期从事财政预算工作,亲历了一系列财政预算重大改革,也见证和感受了财政预算改革创新带来的成果与喜悦。特别是她在担任预算司领导以来,按照财政部党组的改革思路,组织参与了诸多方面的财政预算改革,许多改革至今令她难忘和欣慰。其中2007年在全国全面实施的建国以来我国财政分类统计体系最为重大的一次调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可说是继1994年分税制改革、2000年部门预算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制度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

政府收支分类这一重大改革的后面,是财政预算工作的深刻理论与思想。为什么改,它的重要意义何在?李萍司长的话语中,透着对改革内涵的深刻理念。

为什么要进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

所谓政府收支分类,就是对政府收入和支出项目进行的类别和层次划分。它是各级政府编制预算、组织预算执行以及各预算单位进行明细核算的基础性工具。我国2006年以前实行的政府收支分类(过去称政府预算收支科目),是计划经济时期逐步形成并延续下来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各项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科目体系的弊端表现得越来越为明显。其突出问题:

一是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转变不相适应。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强化,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不断加强,要求财政收支结构相应转变。但作为反映政府职能活动的一些支出科目,如企业挖潜改造支出、科技三项费用、流动资金等仍然是按照过去政府代替市场配置资源的思路设计的。既不能体现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财政管理的实际,又影响各方面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

二是不能清晰反映政府职能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就是要弥补市场缺陷,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政府预算必须反映公共需求,强化公共监督,充分体现公开、公正、透明。但我国原有支出科目主要是按"经费"性质进行分类的,把各项支出划分为行政费、事业费、基建费等等。这种分类方法使政府究竟办了什么事在科目上看不出来,很多政府的重点工作支出,如农业、教育、科技等,都分散在各类科目中,无法形成完整的概念,直接导致政府预算不透明,不清晰,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

三是不能适应财政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和精细化的总体要求。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政府支出分类体系包括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功能分类反映政府的职能活动,如搞教育、办小学;经济分类是对各项具体支出进行剖析和核算,如反映办小学的钱究竟是发了工资,还是买了设备、盖了校舍等。我国原有支出目级科目就属于支出经济分类性质,但它涵盖的范围偏窄,财政预算中大多数资本性项目支出,以及用于转移支付和债务等方面的支出都没有相应的经济分类科目反映。另外,原有目级科目也不够明细、规范和完整。这些给细化预算编制,加强预算单位财务会计核算,以及提高财政信息化水平,都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是与国际通行做法不相适应,不利于宏观分析决策与国际比较交流。由于我国原有政府预算收支科目体系未按国际通行分类办法进行改革,财政收支统计口径一直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别。尽管有关部门每年都作大量口径调整和数据转换工作,但仍然难以保证相关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可比性。

原有预算科目存在的问题,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1999年,国务院有关领导就提出,要着手进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为细化预算编制、推行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购制度创造有利条件。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关于2003年中央决算的审查报告》中特别指出,"科学规范的政府预算科目体系,对于加强预算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并建议"抓紧制定并推行新的政府预算收支科目体系"。在十届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一些代表、委员也专门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全面推进政府收支分类改革。

财政部从1999年底开始启动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研究工作。在中央各部门、地方财政部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各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配合下,结合国际通行做法和我国实际管理需要,按照"公开透明、符合国情、便于操作"的原则,经过反复修改和完善,于2004年底形成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2005年1-8月,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交通部、科技部、中纪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水利部、环保总局6个中央部门和天津、河北、湖北、湖南、海南5个省市,成功进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模拟试点。2005年底,经报国务院批准,决定于2007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包含哪些内容

为保证从2006年6月份起正式启用新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编制2007年度政府预算,2006年2月10日,财政部及时印发了已报经国务院批准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财预[2006]13号),正式拉开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序幕。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总体要求,逐步形成一套既适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较为规范合理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为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提高预算透明度、强化财政监督创造有利条件。改革遵循四项原则:一是要有利于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二是要有利于预算的公正、公开、细化、透明;三是要有利于加强财政经济分析与决策;四是要有利于国际比较与交流。

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第一,对政府收入进行统一分类,全面、规范、细致地反映政府各项收入。改革后的收入分类首先解决了旧科目涵盖范围不全的问题。新的收入科目要全面反映政府收入的来源和性质,不仅包括预算内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等应属于政府收入范畴的各项收入。另外,从分类方法上看,原有收入分类只是各种收入的简单罗列,如各项税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新的收入分类按照科学标准和国际通行做法将政府收入划分为税收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非税收入、贷款回收本金收入、债务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6个大类,从而为进一步加强收入管理和数据统计分析创造了有利条件。再从分类结构上看,原有收入科目分类、款、项三级(如增值税―国内增值税―国有企业增值税),改革以后分设类、款、项、目四级(如税收收入―消费税―国内消费税―国有企业消费税)。四级科目逐级细化,可满足不同层次的管理需求。

第二,建立新的政府支出功能分类体系,更加清晰地反映政府各项职能活动。支出功能分类不再按行政费、事业费等经费性质设置科目,而是根据政府管理和部门预算的要求,统一按支出功能设置类、款、项三级科目(如教育―普通教育―小学教育),分别为17类、160多款、800多项。类级科目综合反映政府职能活动,具体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转移性支出、其他支出;款级科目反映为完成某项政府职能所进行的某一方面的工作,如"教育"类下的"普通教育";项级科目反映为完成某一方面的工作所发生的具体支出事项,如"农林水事务"类、"水利"款下的"抗旱"、"水土保持"等。新的支出功能科目能够清楚地反映政府支出的内容和方向,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支出预算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问题。

第三,建立新的支出经济分类体系,全面、规范、明细反映政府各项支出的具体用途。按照简便、实用的原则,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设类、款两级(如工资福利支出―基本工资),分别为12类和90多款。类级科目具体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转移性支出、赠与、债务利息支出、债务还本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贷款转贷及产权参股、其他支出。款级科目是对类级科目的细化,主要体现部门预算编制和单位财务管理等有关方面的具体要求。如将资本性支出进一步细分为房屋建筑物购建、专用设备购置、大型修缮、土地资源开发等。全面、明细的支出经济分类是进行政府预算管理、部门财务管理以及政府统计分析的重要手段。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作用与意义何在

新的政府收支分类基本实现了"体系完整、反映全面、分类明细、口径可比、便于操作"的具体改革目标。新的分类科目与部门分类编码和基本支出预算、项目支出预算相配合,在财政信息管理系统的有力支持下,可对任何一项财政收支进行"多维"定位,清清楚楚地说明政府的钱是怎么来的,最终用到了什么地方,为预算管理、统计分析、宏观决策和财政监督等提供全面、真实、准确的经济信息。更为重要的是,新的分类体系充分体现了政府预算完整、公开、透明的基本要求,对于建立民主、高效的预算管理制度,有效保障公民对政府预算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不断提升我国依法理财、民主理财、科学理财水平,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实施近两年来,由于准备充分,部署周密,总体运行平稳,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这次改革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从基础制度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李萍司长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适应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规模迅速扩大,转移支付效果日益显现,有力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

制度建设历程与现状

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1993年,中央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体制,这一阶段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一直称为补助或拨款,其主要特征:一是补助形式主要有体制补助、结算补助和专项补助。其中,体制补助参照地方包干收支基数核定,主要面向财力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二是补助资金大多采用"一对一谈判"等方式确定,缺乏统一规范的测算办法。三是由于包干体制下中央财政边际留成率较低,宏观调控能力不足,可用于补助地方的资金规模有限,难以充分实现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开始尝试财政体制创新,并于1994年实施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作为分税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在保留改革前的体制补助、结算补助、专项补助等转移支付项目的基础上,引入了财政转移支付概念,逐步建立并完善了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中,1995年建立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均衡地区间财力差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999年引入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公平居民收入分配,配合落实积极财政政策;2000年设立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01年出台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确保农村税费改革顺利实施;2002年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后,明确中央因改革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建立起转移支付规模稳定增长机制;2005年设立县乡财政奖补资金,引入激励约束机制,形成各级政府共同努力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工作局面;2006年出台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机制,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

经过多年的调整完善,目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由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构成。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是指中央财政为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弥补因国家出台的重大政策造成的欠发达地区财力缺口等,对地方财政予以的补助资金。主要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对委托地方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或中央地方共同承担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补助资金,地方财政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专项转移支付包括一般预算专项拨款和国债补助等,主要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环境保护、农林水和科学技术等经济社会事业发展项目的实施。

成效与未来展望

从多年来的运行情况看,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理念不断更新,体系初步形成。改变了过去一省一率、实行上解或补助的方式,出台了主要参照客观因素进行公式化分配的转移支付办法,形成了财力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互相协调的转移支付体系。特别是近年来,以人为本、规范公正、公开透明等理财观念逐渐融入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之中。转移支付目标定位于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状况,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推动科学发展。转移支付资金主要参照各地总人口、财政能力、GDP、可居住面积、海拔、温度等客观因素进行公式化分配,致力于理念公正、办法科学、过程透明、结果合理。

二是规模不断增加,结构有所改善。2007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4017亿元,比1994年增加13467亿元,增长24.5倍,年均增长28.3%。从结构上看,1994-2007年,财力性转移支付从189亿元增加到7125亿元,年均增长32.2%;专项转移支付从361亿元增加到6892亿元,年均增长25.5%。由于财力性转移支付增速相对较快,1994-2007年,财力性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从34.4%上升到50.8%,提高了16.4个百分点。

三是力度逐年加大,效果较为明显。近年来,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1994年转移支付占地方一般预算支出比重为13.6%,2007年已增加到36.7%,年均增加约1.6个百分点。2007年,如果将东部地区作为100,中西部地区按总人口计算的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仅为31和33。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实施地区间收入再分配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财力分别上升到47、55,人均支出上升到56、66,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

四是机制不断创新,约束有所强化。目前的转移支付不仅从项目上形成体系,更重要的是在机制上有所创新。2002年实施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建立了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稳定增长机制以及中央财政自我约束机制。另外,县乡财政奖补资金引入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引导省级政府调控辖区内基层政府财力差异,不断巩固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工作成果。

五是办法日益改进,透明度逐步提高。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例,中央财政每年邀请财政专家和地方预算系统的同志,共同参与转移支付基本目标、方法与框架等制度上的改进与完善,使之更加适应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需要。此外,由于过程公开透明,阳光运作,容易形成共识,传播了规范公正、公开透明等现代理财理念,有利于推动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此外,高度重视转移支付法制化工作,积极配合全国人大等推进转移支付立法研究工作,研究拟订《财政转移支付暂行条例》,着力建立健全转移支付规范化、透明化的法制框架。转移支付测算数据来源于官方权威统计资料,办法与结果公开。

此外,近些年来,各省市级政府也比照中央做法,结合本地实际,逐步建立并完善了省(市)对下转移支付制度,有力促进了辖区内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

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从概念引入到制度不断完善,取得了显著的政策效果,也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但受行政管理体制不尽健全、政府间事权划分不够清晰、政府级次过多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中仍存在缺乏总体设计、结构不尽合理以及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管理不够规范、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下一步,中央财政将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要求,围绕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目标,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在明晰中央地方事权的基础上,合理选择转移支付方式,简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体系,减少资金的上划下转。二是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监督、管理与绩效考评,规范配套政策。三是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同时围绕主体功能区建设,通过明显提高转移支付补助比例的方式,增强生态保护区域政府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四是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快健全规范转移支付的法制基础。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

西班牙个税管理有高招

http://www.cfen.com.cn/web/cjb/2008-11/25/content_468204.htm

西班牙个税管理有高招
陈金池
中国财经报 2008-11-25 09:11:44

西班牙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个人所得税管理,非常富有特色。

首先,西班牙政府建立了协作制度,以强化源泉控制。为了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西班牙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协作制度,较好地实现了源泉控制。一是建立纳税人代码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以居民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税收代码的税收识别码制度,保证了税收代码的惟一性。二是严控现金交易。建立了银行系统对居民个人每笔收入在3000欧元以上的交易均要与税务机关沟通信息的制度。三是源泉扣缴。企业单位必须在支付个人报酬时,实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制度,同时必须定期向税务机关提供员工收入情况制度。四是个人收入申报制度。规定个人必须按期向税务机关办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五是其他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纳税人相关信息制度。六是在上述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税务机关定期向纳税人反馈应纳税情况的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实施,使得个人收入情况全部汇集于税务机关,较好地保证了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有效性。

西班牙税务部门,通过税务代码制度、源泉扣缴制度、严控现金交易制度等一系列源泉控管制度的实施,较好地控制了个人收入来源,即使个人不申报,税务机关也能准确掌握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情况。他们推行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通过个人申报,来达到加强个人所得税管理的目的,而是要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个人的诚信意识。

其次,西班牙充分利用完备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覆盖了整个税收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税务管理系统(用于税务登记、自我申报、年终纳税申报、通知)、国家数据库(主要用于纳税稽查,包括身份识别、信息处理、纳税人选择三部分)、地方行政经济法庭系统、大型企业监控系统。自1990年起,西班牙预算法案中设立了计算机专业人员类别,分高级、中级和管理人员三层。为了保证税收管理信息系统人员队伍的稳定,自1991年起,预算法案中为这三类人员设立了税务类别,为计算机人员设计了管理专业方向,使他们在税务管理中能有中期和长期的工作前景。同时还建立了一个透明、广泛、有活力的人才流动市场来填补计算机专业人才流失所造成的空缺。

西班牙个人所得税管理的各项制度,主要是借助信息化手段来实现的。西班牙全国信息化水平较高,政府机关各部门、企业单位、银行系统都实现了互联互通。西班牙政府建立了银行系统与税务部门的信息沟通制度、企业单位个人所得税扣缴制度、税务部门定期向纳税人反馈应纳税情况制度、其他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纳税人相关信息制度等一系列比较完善的各部门协作配合制度,为税务部门加强个人所得税管理创造了良好条件。

增值税转型后需加强风险管理

http://www.cfen.com.cn/web/cjb/2008-12/02/content_470084.htm

自2009年1月1日起,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将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这将明显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全面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但就税收征管而言,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涉税风险
增值税转型后需加强风险管理
傅宗仁 陆化明
中国财经报 2008-12-02 08:47:41

四大管理风险点要防范

风险点之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将前期购入的固定资产在2009年1月1日以后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

其可能采取的做法:一是将前期购入并且尚未索取发票的固定资产,在2009年1月1日以后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二是将2009年1月1日以前购入,已索取普通发票的固定资产,将普通发票退回销售方,要求重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三是以假进货退回的名义,请销售方开具红字普通发票冲减销售后,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

风险点之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将非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变换花样进行抵扣。

可能采取的做法:一是将购入生活用的汽车、高档家用电器等固定资产,变换开票产品名称,用作企业进行抵扣;二是在建造房屋、基础设施等非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时,将购入的钢材、水泥等建筑用材料,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

风险点之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将其他纳税人购入的固定资产用作本企业进行抵扣。

可能采取的做法:一是将非增值税应税项目购入固定资产取得的专用发票进行抵扣;二是从小规模纳税人或增值税免税项目纳税人买入其购进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

风险点之四: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将前期实现的销售,延迟到2009年1月1日以后申报纳税。

可能采取的做法:一是将应在2009年1月1日以前确认的销售,推迟到2009年1月1日以后确认,按3%的税率申报纳税;二是将2009年1月1日以前已确认实现的销售用红字普通发票冲回,在2009年1月1日以后,再重新确认销售收入,按3%的税率申报纳税。

上述问题,严重违反了税收法律,直接影响税收收入,应当引起重视,并且通过加强日常税收征管,严防税收管理风险。

加强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对购进固定资产抵扣的企业要突出加强"三流"审核。一要加强"票据流"的审核。对企业2009年1月1日以后购入固定资产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方面,要认真审核其票面货物所填列名称,是否是抵扣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是否是本企业生产所用的固定资产,防止生活用固定资产或其他企业的固定资产在本企业进行抵扣;另一方面,要认真审核开具发票时间与企业购货验收入库时间是否一致,防止在前期购进的货物在2009年1月1日以后申报抵扣。

二要加强"实物流"的审查。对单笔金额较大,或累计金额较大的固定资产专用发票,在加强票面审核的同时,深入企业,查看实物,验明生产厂家,查明具体用途,并与购货合同进行一一核对,防止虚假购进,骗取抵扣税款。

三要加强"资金流"审查。一方面,要审核购进固定资产的资金来源,特别是短期内进行大量固定资产投入的企业,要审核其资金是政府投资、银行贷款,还是自筹资金、社会融资。其中,对政府投资要审核固定资产立项批文;对银行贷款要审核银行贷款协议;对自筹资金和社会融资,更要加强全面的评估和检查,防止企业弄虚作假。另一方面,要审核购进固定资产的资金去向,是否按规定付款,是否付给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列的销售企业,防止从第三方取得发票。

对购进固定资产抵扣的企业,除了要加强一定时点上的"三流"审核外,还要加强后续跟踪监控。一方面,要对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监控,看其新增固定资产在用电、用料、新增销售方面是否有明显变化,投入产出是否配比,防止虚假投入;另一方面,还要对固定资产处分情况进行跟踪监控。

对销售固定资产的企业要全面加强红字普通发票监控。对机器设备销售企业在2009年1月1日前后开具的红字普通发票,要逐份查明原因,是否是真实退货,有无实际收到所退货物,是否将货款全部退给购货方,防止企业虚假冲回以前年度销售,重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购货方抵扣税款。

对小规模纳税人要全面加强销货合同审查。对小规模纳税人2009年1月1日以后确认的销售收入,要与销售合同、发货记录进行逐笔比对,看销售确认时间和金额是否真实、准确,有无故意延迟销售的行为。

财税改革三十年――艰辛历程与辉煌成就

http://www.cfen.com.cn/web/cjb/2008-12/16/content_474712.htm

财税改革三十年――艰辛历程与辉煌成就
中国财经报 2008-12-16 14:28:23

编者按 12月12日,中国财经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税务报社在北京共同主办了"纪念中国财税改革30年座谈会"。财政部原部长刘仲藜、项怀诚、金人庆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活跃在我国财税理论界的新老专家、实践工作者喜聚一堂,共话财税改革30年。他们充分肯定了我国财税改革发展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以亲历者与见证人的角色,温故知新,回顾了财税改革的30年风雨历程,总结了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并对如何发挥财政宏观调控职能,进一步做好财政工作提出了希望和建议。本报今天特辟专版,撷取部分与会者的精彩观点,刊发出来,以飨读者。

本版文章以作者姓氏笔划排序。

坚持公共财政改革方向

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 马骁

三十年财政改革中,最宝贵也是最值得褒扬的是提出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框架。今后的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要整合收入体系,优化税制结构。尽快清理各级政府的收费项目,"分流归位",该收税的收税,必须保留的收费项目要全部纳入综合预算,并下大力气割断收费单位与收费收入之间的利益联系,为企业营造公平、宽松的生产经营环境。税收方面,要积极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致力于加强个人信息的采集和管理,由目前的分项征收逐渐过渡到综合征收;适度提高免征额,降低边际税率,恢复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内在功能。在增值税转型已全面推出的情况下,可考虑下一步扩大征收范围。加快物业税改革,调整消费税税目。将资源税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

二要继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目前财政职能中的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缩小,通过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做实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的公共财政制度。对当前老百姓关心的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重点与难点领域加大财政投入;积极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建立全国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缩小地区间差距。

三要强化支出管理改革,完善预算制度。一方面要继续做好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收支两条线等的"扩面"工作,另一方面在以上支出管理制度相继推行以后,财政管理的重点应及时转向两个方面:一是以提高支出绩效为目的,尽可能地引进和采用那些在市场经济国家运行多年,行之有效的先进预算技术,逐渐将预算从简单的分钱转移到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上来;二是要致力于提高财政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可考虑进一步改进现行预算编制技术,使我国各项预算报表不仅编得细,还要编得清楚,让人大代表不仅能看得到,还要能看得懂。在那些涉及到社会管理、基本公共服务的方面,尽量扩大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有条件的地方可试行参与式预算。

四要坚持公共财政的建设方向,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是我国整体公共财政建设中的先行者,尽管在实践中尚存诸多问题,但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公共财政的建设方向,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一是进一步科学合理配置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坚决限制地方政府的投资权,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交叉事权,要在有利于管理、有利于效率的基础上寻求一个中央和地方之间合理分摊的机制,对需要耗费巨资的社会保障体系,要通过多元化筹资、逐渐提高统筹层次等致力于建设一个覆盖全部人口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以促进公平,维护国内统一市场。二是高度重视地方财权体系的建设,不仅要通过转移支付、地方税制建设等实现财力与事权的匹配,更重要的是,应适时扩大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的决定权,以"财权"促"治权",为地方政府最大限度地满足当地百姓的公共产品需求创造条件。三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容纳地方政府表达利益诉求的对话――协商机制,任何涉及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大调整,都应经过程序化的轨道,尽量获得"一致同意"。在此基础上,适时制定《财政基本法》或《转移支付法》,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以法律的方式稳定下来。四是通过压缩政府层级、明确地方主体税种等手段,积极推动省以下分税制的改革尽快进入轨道。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成绩都很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传纶

我觉得,财税改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成绩都很大。

一方面,我国经济改革的任何一个措施都离不开财政税收工作的支持。比如说国有经济,从原来技术比较落后、效率不高、效益不大、负担很重的状态,到现在经过改革后变成相对比较改观的状态,这没有财政上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拿银行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很差,按照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来看,很多银行不良资产占的比例相当大。之所以银行的状况现在比较好,除了银行自身改进外,重要的就是靠财政的有力支持。

另一方面,在促进重大改革的过程中,财税本身的制度、体制、机制也都取得了一些长足的进步。

第一,公共财政的框架逐步建立。这个框架初步形成,可以说明确了很多问题,比如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应,这是财政必须应该承担的义务。同时,也明确了在公共财政体系建立中间,应该把一些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留给市场,公共财政能解决的问题应该由财政本身解决。公共财政建立的过程很重要的是解决了政府和市场如何进行合理化分配。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社会对公共财政能够起到的作用和功能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关于公共财政,应该有一个共识,凡是市场经济能够办到的事情,政府就不要限制,也就是不要代替它。同时,市场经济不可能、也不应该拒绝政府的参与和干预。

第二,关于税收制度改革,特别是城市工商税收制度的改革有很大的进步。在1979年我参加了一些财政部门的工作,接触了一些美国来的律师,当时他们到中国来探讨投资的环境。他们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外国投资在中国的税收怎么样。那时我还不了解他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们怕政府不收税,会对投资带来风险。后来对外商企业和本国企业都要征收所得税,这表明征税以后,剩下的利润就是企业的。所以,明确的工商税制不是开放政策的障碍,反之,如果规则不清楚,不知道税负轻重如何,这才会成为真正的问题。因此,有一个很清楚、很规范、比较合理的税收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必要体现。

第三,财税改革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实行分税制建立了多级上下财政体制,这可以说走过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联邦国家,财政体制强调的是地方的权力大一些,财权大一些。可是后来美国发展了,就觉得联邦政府财力不足,所以他们在上世纪初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希望通过向全国范围内征收所得税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和美国宪法有冲突,因此,美国就对宪法做了一个修正案,允许联邦政府向全国范围内征收个人和企业所得税。这对美国原有体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之所以这么做,这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的需要。财政体制有许多因素决定,与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状况,以及发展的各个阶段有关。所以,我国财政体系在当时的改革是起了很好的作用。当然,这样的一个改革不可能非常完善,还会留下很多应该做的工作,需要现在和以后的人来做。

要为下一步改革打基础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许善达

1994年的财税改革在中国财政史上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它的成功在社会上已经达成一个共识。

对中国财政改革,还有很多问题是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的,或者说还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看得很清楚的问题,这些问题过去在经济活动中还不突出,随着经济发展矛盾暴露出来了。所以,现在社会对改革的要求,或者是经济本身对改革的要求一点都不亚于1994年以前。

比如说,营业税什么时候改成增值税?下这个决心很难,这个决心不亚于1994年税改的决心。现在我们总说要调整产业结构,认为第三产业发展慢。难道第三产业发展慢跟营业税没有关系吗?为什么制造业发展快?因为我们有退税。假设上世纪80年代没有退税政策,1994年不搞彻底退税,会有制造业发展成为世界工厂这个前景吗?根本不可能有。反过来想,为什么我们的劳务发展上不去?跟我们营业税是有直接关系的,我认为,现在营业税对劳务的影响,就相当于当年产品税对制造业的影响。当然,不是说营业税改增值税,第三产业就发展了。但是不改的话,第三产业发展是很难的。因为当年产品税对制造业的弊端,同现在营业税对劳务的弊端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现在的政策只规定,翻译出口营业税才退税。就是一个翻译,除此以外都不免税。而且这个免税还是文化部从中央发展文化,要增加中国软实力这个角度提出来的,经过国务院研究才同意。其实,劳务本来有很多,比如呼叫中心的服务,IT服务中心,这些领域就业率非常高,而且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但是都不能免税。

总结1994年的改革,我们财税部门的同志为改革是尽了全力的。从各种角度,包括理论研究准备、工作方案、测算、培训干部操作,我们付出的心血,可以说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社会。即使是这样,我们改革的进展,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远。

越回忆1994年改革的成功,就越觉得改革再向前走一步很难。难在哪里呢?难在上上下下要达成共识。我认为,在这个阶段,理论研究应该加强。理论界应该结合实际把问题挖掘得更深,剖析得更彻底,能够让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界、居民、决策层都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样才能形成共识。没有共识,什么好的方案也做不成。方案是第二步的,形成共识是第一步。其实,1994年税改的方案也是变来变去的,1993年8月份的方案跟1994年1月1日执行的方案差别得很大的。所以,方案可以变动,但是形成共识是没有动摇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摆在当前财税部门,包括研究机构,第一位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为下一步改革铺路搭桥,要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

我们要建构自己的财政理论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李俊生 

30年前的今天,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实际上也是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总体上,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如果没有这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就不能想象个人幸福和家庭命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对于我们财政界和财政学界来说,也不能想象我国会有什么样的财政体制,会有什么样的财政理论。

从我国财政学发展的历史以及财政理论建设来看,改革开放30年,有几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改革开放对我国财政理论建设意味着什么?改革开放我国财政学界到底做了些什么?我国财政理论未来在哪里?

改革开放对我国财政理论建设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春天"的来临,不仅仅在于学者们可以冲破文革及其文革以前的禁区对已有的理论和教条进行重新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对财政理论建设与发展提出了真实的需求,提出了我国需要在中国的土壤上,在改革开放(乃至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财政理论的需求,提出了用财政理论指导中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实践的需求。

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根植于中国土壤的、为中国和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的、具有普遍的科学性和特殊的针对性的财政理论。我认为,这就是改革开放对于我国财政学界和财政理论建设的意义之所在。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就是没有真正认识到改革开放对我国财政学界、对我国财政理论建设的深层次的意义。中国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对世界其他有关国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经验,我们需要对这些经验进行客观的总结、科学的提炼,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些应当是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应尽的义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改革开放30年我国财政学理论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所有问题都应当属于前进中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是不容低估的,如何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兼收并蓄的同时,在充分了解和掌握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建设和发展能够反映中国财政发展规律的、具有科学的方法论与合理的结构体系的财政理论,已经刻不容缓。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财政学未来的走向应当是探索建立多维的财政理论。所谓的"多维"财政理论是指基于财政学以及财政理论的边缘性特征,基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财政改革和财政理论发展的实践,提出我国财政理论建设应当摈弃现在通行的"一维"思维方式和"一维"方法论的做法,以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兼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兼收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以解决我国未来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管理与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前提,建设我国的财政理论。

四成就值得大书特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 何振一

仅就财税改革来说,它的成就不是短短几篇文章能说清楚的,在财政发展史上,或者在世界上,我国财税改革创造了奇迹。

三十年来我国财政改革和发展,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2年,是以突破旧体制"统得过死,集中过多"的弊端,以搞活经济为目的的放权让利改革时期;第二阶段,1992年-2002年,是为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构建公共财政体系,转换财政模式阶段;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全面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建科学发展的财政体系阶段。

在这三十年间,最值得大书特书的财税改革成就有四点。

第一,经过一系列艰苦、有效的改革,我国财政已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财政改革在体制、机制各方面为经济发展起了保障作用,推动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反过来,因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也给财政的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财政和经济双双高速增长。有数字为证:2007年,我国GDP总值比1977年增长了近68倍,财政收入增长了54倍。经济、财政同步高速增长,说明财政和经济关系理顺了,形成了良性循环机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财税改革是我国城市改革的突破口,我国城市改革是从财政放权让利改革起步的,财政为打开旧体制对城市改革的阻碍,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改革与探索,为城市改革开放发挥了开路先锋作用。

经过十年动乱,国家百废待兴,各方面都需要财政拿钱,而财政收入又很少,非常困难。此时,财政先行一步改革:纵向上,通过两步"利改税"等一系列措施向企业放权让利,从而初步打破了财政对企业财务的统收统支体制,企业从此有了自己的利益,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为搞活经济打开了突破口;横向上,改革了政府各个经济部门的财务管理体制,扩大了各个部门财务自主权,实行了经济主管部门财务大包干和基金制等形式的放权让利改革,通过这些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各个经济主管部门发展经济、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第三,到2002年,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公共财政的框架。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经济改革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财政部门即刻行动起来,走上了转换财政模式即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改革道路。1994年,首先配套推出了旨在创新财政运行机制的三项改革:全面启动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全面推出了税制和征管体制改革新举措;启动了旨在完善"利改税"成果,实现国家财政职能与企业财务职能全面归位的改革。这三项改革真正实现了按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机制创新。1998年又全面开展了财政职能范围转换,优化支出结构的改革,以解决在市场经济建设中,财政职能的越位与缺位问题。

构建公共财政体系是多方面又是多层次的,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决定公共财政体系的基本要素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运行机制,另一个是职能范围,所以我国财政在这个阶段的改革,紧紧抓住了主要矛盾,不仅初步理顺了财政关系,也初步搭起了公共财政基本框架。

第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建立科学发展观以后,我国财政部门针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面临的诸多需要解决的社会共同需要问题,及时开展了新一轮改革,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科学发展的财政雏形已经显现。

另外,我提个建议,即理论界更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多年改革经验也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能够和整个改革同步或者是提前一点,前瞻一点,改革就相应地顺利一些。

从"人民群众的财政"角度来思考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馨

公共财政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是人民群众决定、规范、约束和监督的财政,它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其中"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制度"是公共财政定义的根本点,由此而派生出"公共服务的财政"和"人民群众的财政"两大基本涵义。

至今为止,人们仅停留在"公共服务"涵义上去理解公共财政问题,并且也是按照这一思路去安排和推进财政制度改革的。我国财政的公共化改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表明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什么是公共财政"问题,有其正确之处,今后财政制度的改革仍然需要遵循这一原则。但没能从"人民群众的财政"角度去思考公共财政问题,有很大缺欠。

提出"人民群众的财政"命题,最大的质疑就是,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作为政府收支活动,似乎都是"人民群众的财政",因为政府就代表着人民群众。然而,计划经济下财政与市场经济下财政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财政活动由谁最后决定,而在于由谁"直接"决定。计划经济下财政由政府直接决定,而市场经济下财政则由人民群众直接决定。

之所以财政的直接决定者不同,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体制的不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直接决定财政活动。而在市场经济下,财政收入来自多种经济成分,它不再是政府在集中自己的钱,而是取自人民群众即"纳税人"的"公共"收入,而不是"国家"收入。人民群众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按照人民群众的公共需要去安排支出,去提供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服务,即"公共"支出。

从"人民群众的财政"涵义着手,财政改革以及由此形成的财政制度是不同的,因而对认识和把握公共财政问题比"公共服务"涵义更为重要。

首先,它决定了政府提供的服务是否为市场所需要。人民群众是市场活动主体,人民群众掌握了财政的直接决定权,就意味着市场直接决定了财政活动,市场决定和约束了政府活动,从而提供的才是真正的"公共"服务。然而,目前我国财政活动仍然是由政府直接决定的,这种由他人而不是由需求者自己决定的服务,是难以保证符合市场需要的。政绩工程、形象项目,"越位"、"缺位"等问题至今仍然严重存在,就是其典型表现。而财政工作和政府理财要根本克服这些问题,没有根本转到"人民群众的财政"上来,只能是空话一句。

其次,它决定了能否建立起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人民群众拥有财政活动的直接决定权,还是将财政改革进程直接置于市场的约束和控制之下,确保形成的是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的根本条件。财政改革直接触动各级政府利益,财政制度的变革与构建直接关系到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机构和官员的利益,如果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的。这点,30年的改革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如果不能尽快改变这一状况,今后的改革将更为艰难,最终将是难以为继的。而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靠的只能是转到"人民群众的财政"基点上来。

1994,我们担心两个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杨崇春

1994年税制改革出台前后,我们担心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税收收入能不能收上来,能不能做到稳定增长。结果经济很争气,一月份税收比上年增长61.2%,一季度也不错,全年更好了,增长了20%以上。第二个就是物价。增值税税率是17%,当时确实有好多人不懂,也有人是明知故犯,在原来消费价格上加了一个17%,价格怎么能不上去呢?当时财政部的几位领导,税务局的所有领导都到一线去调查研究,目的是做新税法的解释工作,凡是加价的,立即纠正过来。新税制初步告捷,接受了初步考验,改革的情况也是比较好的。当时压在我们身上最重的两块石头落地了。

各级党政领导重视是保障。领导重视是保障,我有切身体会。有一次,江泽民总书记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专门听了金鑫的汇报,我也去了。江总书记听汇报听到两点多,说你们别走了,在这吃饭吧。我们很有幸跟总书记吃了顿饭。那次汇报我们带的稿子都没有用,都是江总书记问,我们回答,问得非常详细。

时任副总理朱�基是在第一线指挥的,从方案的设计到税种、税目以及税率的确定,无不是在他关怀下进行的。当时有六个税法要通过,到各省去调研、宣讲,做说服沟通工作,我跟朱总理跑了十几个省,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我认为没有他们是办不到的。实施以后出现的问题也比较多,就一个一个解决。国务院为此开了多少会我不知道,那段时间我参加的会议就有17次。

各省市领导也非常重视,像安徽、福建、山东、山西、河南等十多个省的党委书记、省长都亲自宣讲,有的走到街头搞宣传。所以,我认为党政领导重视是重要的保障。

财税干部工作落实到位。这场史无前例的财税改革,光方案起草的文件,数据测算的资料,干部培训的教材,税法宣传的资料,电台、电视台、报纸有关的介绍,我形象地说,要把所有的资料加起来,一个130卡车也拉不完。

比如六个税法的起草工作要在两个月完成,当时我们决定封闭两个月,专门做这项工作。大部分税法都是1992年12月十几号才通过,印文件也来不及。当时就跟新华社讲,你发稿,人民日报登,我们发电报,以报纸为准,都到了这个程度。

1994年1月1日要执行,首先要税务干部学习,向企业宣传。所以,我们从1993年10月份开始就进行了培训。稿子还没有通过,也顾不上了,先学习,如果改了以后再改。我讲一个小故事,朱�基1993年12月12日到安徽,他到安庆检查一个粮站,检查完了粮站就问,附近有没有税务所,他们说前面就有。朱�基高兴了,要到税务所去。陪同人就问,先看哪里?朱�基一句话不说,直接奔了征收大厅。他去了大家又惊又喜。朱�基到微机房,问开票员说,全面实行增值税,增值税发票你会不会开?会开。他又问明年1月1号要施行新税制,你们弄懂了没有?大部分说弄懂了。你们怎么懂的?回答说办了培训班,不能说全懂,基本懂了。朱�基说,你很会说啊,我考考你们,征消费税会不会带动物价上涨?他指一个人说,你说说。这个人回答说不会带动物价上涨,因为消费税征收的面非常窄,只有十几种产品,是对他们的消费进行特殊调节,这个问题省局的马局长昨天在电视里面刚讲了。朱�基一听,觉得马局长也不简单,还表扬马局长。朱�基非常高兴,说考考你们就放心了,明年1月1日起实施新税法,我心理踏实了。最后,朱总理主动邀大家照张像作为纪念,大家高兴极了。

财政改革是经济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共

改革开放应该从哪年开始算呢?应从1979年开始算起。而且,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就是财政改革。

1979年对财政来说出了一件大事,就是出现了170亿元的巨额财政赤字,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在当时来看,财政赤字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国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财政赤字?为什么会出现财政赤字呢?我们搞研究的人就知道,因为那几年编制的时候是平衡预算,执行的结果是赤字预算。原因是我们实行三大政策: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提高职工工资,提高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这三个政策出来后,对它的预期支出估计不足,最后就只能是赤字,而且是巨大的赤字。当时碰到一个关键问题,对赤字的看法不同,争论得比较厉害。客观分析一下这三大政策,应该说是对的,而且这个政策推进了改革开放,激活了企业活力,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从此改革开放启动了。

财政赤字出现以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国民收入分配发生明显地向个人倾斜,那个时候个人收入提高很快,政府的收入是逐年下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下降得很厉害。这就给财政提出一个问题,不改也得改,于是就开始调整工商税。工商税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搞得支离破碎,通过两次利改税基本完成。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没有这个改革,财政收入在当时下降得很厉害,1980年是负增长,第二年因为采取措施才正增长,但是也很慢。而我们的税制刚恢复,就因为包干制停了,而麻烦就出在这里。包干制在当时讨论得很激烈,因为实行包干制以后,财政也包干,两个同时下降,谁都受不了,总理也受不了,财政部长也很难当。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政府才下了决心,才有1994年的税制改革。因此,前一阶段是启动和摸索阶段,是被动的改革,三大政策推动你不改不行,谁也没有想到1979年会有这么大的赤字。1994年的改革应该是财税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再加上1998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是中国财政税收的一种创造、创举,根据中国实际来改革我们的制度,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另外,改革奠定了社会主义财政体制的基础。

下一步就是深化改革,特别要提到的就是预算制度改革,这个改革也是卓有成效的。不仅预算解决得好,而且把预算外的问题解决得也很好,否则我国的财政就不健全,不符合财政的原则。其他方面的改革,如税收年年有调整,这是没有问题的。今后的改革应该是继续深化,而且要把主要精力从单向改革放在基本制度建设上,比如预算法要改革,民主决策程序应该研究。还有现在财政部开展的绩效考核评估,第一个是依法,第二个是民主,第三个是合理。另外,在税收方面,实行减税政策,我觉得不必要,在改革的前提下,要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在我国不适合实行减税政策。

一项最大政治工作的光辉实践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姜维壮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过程中,作为一项最大政治工作的财政工作,所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历史使命,以及实行的政策措施和作出的贡献,具有突出意义。

首先,改革开放初期阶段财政实施的这一系列先行一步的改革,在及时有效地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关系,调动各方面增产增收积极性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体现出相当显著的积极作用。1994年推广实行分税制和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管理制度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比较显著的有四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的大幅度持续增长;二是显著提高了财政收入管理的规范化水平;三是财政收入弹性的大幅度提高;四是规范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这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其次,财政政策的调整与城乡和市场关系的协调。在协调城乡关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方面的政策目标主要是保证国家"三农政策"的落实,财政工作在贯彻执行国家的"三农"政策,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全面发展提高,以及促进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财政工作在协调市场供求关系、促进市场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积极财政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和适时地合理调整与完善。1998年以来,我国财政工作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和国家政策的要求,及时调整、执行了松紧有别的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最后,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财政预算作为体现整个国家方针政策和规定政府活动范围与方向的工具,通过依法确定和协调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职责关系,促进民主法制管理的规范化。这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泛实施和完善依法理财,提高财政监督管理素质,保证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廉政建设和保持社会制度与政权稳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这也是我国执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反复强调的一项重要决策。为贯彻这项决策,国家通过财政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比较突出的如上世纪末期,财政部门先后实施的预算制度及一系列与其相配套的重要制度改革。

成功的改革 共赢的博弈

浙江省财政厅原厅长 翁礼华

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推行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一系列改革,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改革。这一改革,既是纳税人与国家利益的调整,也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利益的调整。其过程是利益博弈,其目的是共赢,而利益各方共赢与否则是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因为成功的改革一定是共赢的博弈。

1980年,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财政上的应用。改革不但改变了以往中央财政"一灶吃饭"的大一统局面,地方财政的收支平衡,由中央财政一家平衡改为各地自求平衡;而且各项财政支出,由部门对口下达,改为"块块"安排;同时,包干比例和补助数也由一年一定改为五年不变。它运用农村改革"一包就灵"的经验,将原本统收统支的大锅饭体制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由于地方各级不断挤占上级财政的利益,从而形成了1986年开始的"两降、两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持续降低;企业收入和包括预算外收入在内的地方收入不断上升。由此导致了两个结果:首先,财政赤字几乎连年不断,财政压力逐步集中并上移给中央政府。1978年―1991年,财政收入、支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19%、8.87%,11个年份出现财政赤字。中央财政收入、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1984年分别为9.3%、0.8%,1991年则分别为4.34%、1.1%。在"分灶吃饭"的后期几年,全国每年财政收入绝对增长始终停留在200亿至300亿之间,中央财政所能获得的上缴财力每年只能增长20亿元―30亿元。这不仅造成国家支出日益拮据,而且由于地方从局部利益出发,既推行商品销售的地方保护主义,还致力于重复建设,发展短平快、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项目,导致中央对全国产业宏观调控日趋乏力。而经常处于亏空状态的中央财政,由于无米下锅,重点建设和工程无法保证,不得不屈尊下求,向地方借钱"要饭"过日子。改革开放初期的共赢局面不复存在,出现了中央"不赢"反"亏"的局面,新一轮的体制改革也就不可避免了。

1994年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有效地提高了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的力量。1993年中央财政自给能力只有0.73,到2006年增加到2.05,13年间净增1.32个百分点,年均增幅10%。但分税制改革也出现了各级政府财政权力和事权不对称问题。在中央把各省的一部分税收权力上收到中央的同时,各省也依葫芦画瓢把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上收。地市一级则把县乡财政税收上收到地市,其结果是,大大削弱了县乡一级的财政力量。基层政府越来越感觉财政捉襟见肘,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由1993年的1.02下降至2006年0.61,年均下降3.2%。2005年全国赤字县、市竟达556个,赤字面27.5%,赤字额127.4亿元。

一句话评30年改革

■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 贾康:我感觉财政对全局改革的贡献特别值得回顾。我认为,财政现在已经体现出三次历史性贡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在宏观层面上开启了渐进改革的突破口。第二次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制度框架给市场经济提供了间接调控的配套条件框架。第三次就是现在公共财政的转型,实际上是引导了整个中国社会走入民主化、法制化的状态,公共财政的逻辑和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应该把财政改革和整个配套改革进一步结合在一起推进。

■ 清华大学中国财政与税收研究所所长 白重恩:下一步的改革需要更多的理论性研究,我们要在这方面做更大的努力。

■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服务经济室主任 夏杰长: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在构建公共财政制度、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夯实公共财政制度基础上做一些更具体、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为建设公共财政制度,推进中国财税制度进一步改革,尽我们的微薄力量。

公共财政实践激荡理论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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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实践激荡理论之花
――"公共经济高层论坛"发言摘要
中国财经报 2008-11-25 09:46:32

河北省财政厅厅长齐守印――

公共财政体制重在"依责赋权"

按照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对于公共经济活动主体而言,责任是第一位的,权力是为履行责任服务的。因而,在研究制定公共经济体制时,单纯强调事权、财权划分,实际上是过于专注权力的表现。应当坚持责任划分与权力划分并举,而且以责任的科学配置为前提,奉行"依责赋权"原则。

长期以来,人们把财政体制狭隘地归结为政府间纵向的财政关系,而将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之间以及各个行政部门之间的财政管理责权划分置之度外,这是一种极其片面的理解。事实上,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之间以及各个行政部门之间的财政管理责权划分科学与否,对公共财政管理效率高低有着极大关系。依据这种理论认识,经过努力,河北省2005年初以省政府规章颁布的《河北省省级预算管理规定》,对政府与财政、财政与其他主管部门之间的财政管理责权进行了系统而明晰的界定。这是基于对公共财政体制的完整理解而自觉进行的一项公共财政体制创新。同时,在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方面,着眼于破除政企不分的弊端和增强体制的规范性,我们于2002年按照简明规范的原则对省与市县税收收入划分进行了比较彻底地改革,省级只按不同比例分享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着眼于强化各地区竞相发展经济的动力机制。

河北省对省以下政府间财政体制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财政收入划分,而是十分重视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的科学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的科学化。经过几年持续努力,我们参照财政部颁发的政府支出科目,初步制定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整体方案,并从4类12项支出责任着手进行改革试点,主要倾向是通过改革使支出责任与收入权力同步下移,相应减少、简并省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既增加市县政府财政自主权,也有利于省级政府集中财力办大事,这都有利于提高财政效率和效益。

从理论上考察,政府间纵向财政体制有三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部分构成的有机体系,其中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是基础和前提,政府间收入划分是重要环节,政府间转移支付则是实现各级政府财政能力与支出责任平衡和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手段。我们正在致力于通过有计划、分步骤地改革创新,以求逐步实现省内纵向财政体制全面科学化,以便更加充分而有效地发挥财政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

公共财政的灵魂是社会公共需要

过去我们认为财政体制改革的对象就是生产建设财政,即从生产建设财政走向公共财政。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生产建设退不掉,因为很多生产建设项目属于公共服务范畴。有人后来提出公共财政的改革对象是计划经济财政,言下之意是,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产物,但在计划经济下,社会福利设施,公共设施不具备公共性?所以将计划经济财政和市场经济财政对立起来也不行。去年开始,有人把公共财政定义为民生财政,认为财政向民生倾斜就是公共财政,但公共财政恐怕也不能只管民生不管其他。

事实上,不能把公共财政当作纯学术概念,它是基于中国改革这片土壤举起来的一面旗帜,更多带有实践特色。这一点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收支格局可以看出来。

1978年的数据表明,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86.8%来自国有经济,12.7%来自集体经济,财政支出的40.3%投向基本建设。当时的财政运行格局为: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部门,取自家之财;支出,主要投向国有部门,办自家之事;政策,倾向于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搞"区别对待"。财政体制机制表现为国有制财政、城市财政、生产建设财政。

但到了2007年,国有经济占GDP比重为20%,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9.2%来自国有企业,1.6%为集体企业;支出不再局限于国有经济。财政运行格局所呈现的变化表现为:由"取自家之财"到"取众人之财",由"办自家之事"到"办众人之事",由在"自家"与"他家"之间搞"区别对待"到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国民待遇"。财政体制机制表现为:多种所有制财政、城乡一体化财政、公共服务财政。

概而论之,改革开放30年财政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其覆盖范围的不断拓展上,并逐步实行财政的无差别待遇。

因此,公共财政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旨的财政制度安排,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公共财政建设是以公共化为取向的财政制度变革,其灵魂是社会公共需要。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

中国正走向预算国家

从理论上观察,建国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分为三个阶段:1949至1984年为"领地"国家;1985年至1998年,税收国家;1999年至今转向预算国家。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财政体制好似"领地"国家,主要表现在,企业按块块或条条上缴利润,而不是依据其经营活动向国家缴税,国营企业上缴的工商税收和利润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这样的体制下,国营企业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而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改革开放初期的承包制也带有领地国家的色彩。

从1983年开始,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了两步利改税,主要是对盈利的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即把企业过去上缴的利润大部分改为用所得税的形式上缴国家,财政体制由"领地"国家转变为税收国家。

1999年以后,中国逐步具备了预算国家的两个特点――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财政体制也开始转向预算国家。

从财政统一来看,1998年至今,我国预算外资金管理向非税收入管理转变,如全面清理整顿收费基金,加快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建设等;预算监督也有进展,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98年12月设立了预算工作委员会,地方人大常委会也成立预算工作委员会。

但是,目前中国预算制度仍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财政统一方面。缺少一个覆盖所有政府收支的、完整统一的公共预算。主要是非税收入管理政出多门,尚未完全纳入预算管理,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第二,预算监督方面。目前人大能够看到的部门预算只是一部分,还看不到全部130多个一级预算单位的预算;政府提交人代会审查的报告过于笼统;目前许多地方预算外收支未列入人大审批范围。

刚才听齐厅长介绍,河北财政自1998年对预算管理进行改革以来,预算内容覆盖了所有财政性资金,并且细化预算编制,部门预算将公共资金使用计划细化编制到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实行全过程绩效管理。这样的成绩是值得祝贺的。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

公共财政应具备四个基本特征

在人类社会进步到出现剩余产品以后,就产生了所谓原始财政。出现阶级和国家以后,是对公共财政的第一次否定,等发展到资本主义,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理论,并且使用这样一套理论来处理财政问题的时候,至少在形式上出现了向公共财政的复归。集中了人类社会先进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政,应该往里面加入越来越多的实质性内容。但无论社会如何演变,社会权力中心始终都会存在,因此也都需要公共资源配置,都有实行公共财政的必要。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历的财政转型,就是顺应着经济社会转轨和政府职能转变,越来越培育和发展公共财政的一些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公共财政必须把满足公共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和基本目标,而不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意识形态的东西。

第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就必须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中间牵涉到市场与公共产品之间的边界问题,并且随着经济与技术条件的进步,这个边界是不断变动的。

第三,一定要解决决策和监督的长效机制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发展公共经济,就必须创建以公民权利平等和政治权利制衡为基础的规范的公共政策决策和监督机制。

第四,公共财政作为公共经济的核心或者枢纽系统,必须要找到适当的运行载体。这个运行载体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预算。预算必须要有完整性、透明性,再加上其他的制度建设,公共意愿就可能逐步参与。从评头论足开始,到规范性的公共选择,然后就可以有实质性的经过立法机关审批的严肃的预算形式。在审批之后,预算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文件,并得到严格地执行,这样就可以进而追求绩效,可以问责。

 

《中国财经报》社总编辑姚中利博士――

走弯路源于理论不清晰

围绕公共经济这一理论问题进行研讨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我们在有些事情上走了很多弯路或者思路不清,其背后就是理论的不清晰。就此,我想谈三点问题。

第一,什么叫"大事"。我们现在总是说要集中财力办大事,那么什么是大事,怎么评价大事?特别是在财政总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各级政府要办的"大事"越来越多,需要的资金量也越来越大,但必须有个评价标准。最近我国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地方政府也都规划了一些大事,这对度过眼前经济困境有好处,但具体到每一项"大事",它是不是对长远发展、科学发展有好处?

第二,绩效怎么评价。我觉得我们目前所说的绩效在一定程度上是功利化的绩效,缺乏一种人文的内涵。实际上有些东西没法形成量化的绩效。拿基础理论研究这块儿来说,北大的陈岱孙教授,只有一本书,按照现在所谓绩效标准,恐怕连副教授都评不上。在我们整个的改革进程当中,特别是下一阶段的攻坚,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搞透彻,成本就会特别巨大。

第三,我们需要新的国富论。在中国,财富的积累始终是一个问题,这里是"泛财富"的概念,包括知识、经验、劳动力等。像西欧一些国家在近代以前很穷,但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财富积累机制,但在中国一些地方,财政在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以后,却没有实现真正的财富积累。比如说在城市建设中,我们花了很多钱把旧建筑拆掉,最后发现新建筑还不如旧建筑有价值,这在城市化进程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样还怎么来建设?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经济理论可能会对这种具有挑战性的难题作出一些贡献。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教授――

公共价值:21世纪财政理论新标杆?

始于19世纪中叶、并且至今依然是国际和我国国内的主流财政学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导致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导致了公共部门的存在和发展以便"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这便是所谓的"标准财政学"。但是,这一传统的公共管理范式,自上世纪80年代遭到开始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新范式的挑战,他们将市场化理念和实践引入公共领域,在美国掀起新公共管理运动。公共服务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合同、定价等市场化的网络组织、而不是通过传统的权威来实现。公共服务市场正在变成一个有组织的、靠规则来运行的市场。

但同时,市场失灵理论也遭遇了另一个方向的挑战与反思,这就是公共管理的最新范式――公共价值理论。他们认为,市场失灵理论是"黑板经济学",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演,是为了对抗自由经济学而产生的,但其理论基础是含糊的。实际上,很难划清市场和公共领域的边界。同时,这一理论对所谓新公共管理运动背后的泛市场化理念也持反对态度,他们提出要以公共价值作为包括财政管理在内的政府管理的最终目标。

这一新的理论对于我国的财政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国内目前正推行的绩效预算来说,其理论基础、基本方法究竟是什么?实际并不清楚。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亚洲开发银行强调,绩效预算应该是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要看结果是不是符合公共目标,而不是单纯的所谓绩效。这里凸显了向公共部门价值的回归,它既不是传统的自由市场也不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念。

因此,公共价值理论是对"标准财政学"的挑战,是财政学的新思维,它对于我们重新思考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对于以市场失灵作为基础的财政学还能否指导我们的财政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思考起点。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思考这一问题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副司长向东――

财政改革不能一刀切

在工作中,对于这些年财政改革的推进、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有着非常深切的感受。特别是联想到今年,对于我国来说确实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年初有南方的雨雪冰冻灾害,年中有汶川大地震,年尾有美国的金融危机。这些不利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冲击。由于有比较雄厚的财力,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才能不"发怵"。而且,很多以前没有办到的大事,像

解决出口退税欠税、普九债务、粮食企业的挂账等,如果说没有财政这几年的大幅增收作基础,很难做到。

从财政改革来看,近年来每年都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如农村税费改革大踏步地推行、实行全部免费的义务教育、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改革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统一内外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也在不断推进。

同时,在实践中,很多改革还需要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比如说省直管县,事权的划分、财权事权的明晰,河北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不是要在全国大面积推开省直管县?作为设区市的中间层次怎么办?再比如乡财县管,在很多地方乡里没有财政架构,而在像广东虎门这样的地方,一个镇(乡)的财政所一年有15亿的财政收入,这个地方实行县直管恐怕就不现实。所以我觉得还得从实际出发,不能一刀切。

再比如,十七大提出,要围绕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来推进公共财政体系建设。那么,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是什么,有些量化标准可能是走了极端,但有些方面我们又没有量化,这样,基层做起来没有抓手。

这些问题在理论上也许并不复杂,但在实践中怎么去做,非常需要通过探索总结经验,否则改革难免停留在口号上。

 

《中国财政》杂志社总编辑傅东――

绩效评价的关键是指标体系

1982年的时候,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很小,每年仅有二三千亿元,各部门单位需要钱,发展事业也需要钱,但可分配财力十分有限,财政系统上上下下都很苦恼;现在财政收入达到五六万亿元,还是苦恼,只不过愁的是钱好像花不出去,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要"找项目"、"编预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应该不是我们真的有钱没有地方花,而是项目预算编制还比较粗糙,以及怎么编制、效益怎么样、谁来监督、怎么向社会公布等这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赴澳大利亚的绩效预算培训班,造访了澳大利亚财政部、国库部以及当地一些大学等机构。人家告诉我们,你们需要的东西网上都有,都是公开的,不用跑这么远来学,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你们翻译成中文。我们回国半个多月后,收到了一个半麻袋大的邮包,是澳大利亚那边寄来的,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这说明国外预算除涉及国家秘密外,是完全公开的。

另外就是绩效的问题。在2000年的时候我搞过一段时间绩效预算,当时财政部有关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绩效评价需要有一套非常准确的指标体系,但这套体系很难制定。在实际操作中,有些领域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好一些,比如学校里面,生均定额指标等,很具体。但是像体育、文化就非常难,尤其是文化,在各口之间很难弄出一个合理的定额,很难有一个特别完整的、能把所有部门都框进去的体系。国家财政拨款涉及到纳税人的权益,确实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检测系统,但是怎么才能有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又确实很难。做好这一工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我国财政事业的发展都大有好处。

 

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白景明――

财政应专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

在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当中,有一种担心是,如果我们不使用采取大力度的举措,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大幅掉落,甚至掉到6%以下。实际上,从中国经济当前的基本走势和基本特征来分析,这样的判断是不成立的。

中国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两年外,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7%以上。进入本世纪以来,一直在9%以上,从当前经济基本面来看,没有出现大的危机或者衰退的迹象。

还可以从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来看。

中国是一个内需潜力很大的国家。单从与人口相关的基本消费来看,我们的经济不会出现大的滑落。我们每年要消费3亿吨粮食,8000多万吨肉类,对工业品的需求也很大,很多都是世界第一。我们的市场规模非常大,在单个国家经济体里是非常大的,因此消费需求也很大。

中国的投资需求非常强烈。由于近几年的宏观调控,很多项目计划都压在发改委等部门,一个项目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各地的投资冲动很强烈。在目前中央投资计划的刺激下,各地政府规划的投资规模已经达到十多万亿元。这里面还没有包括企业的投资计划。所以,扩大内需确实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也是中国经济活力的根源。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对当前的扩大内需进行引导,积极财政政策也应发挥自身作用。核心问题是要保障公共产品的充足供应。实际上,过去我们没有实行过真正从紧的财政政策,目前也不必为了刺激需求过度介入企业投资。因此,中央这次提出保民生提消费的扩大内需战略,是非常正确的。财政应该专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这样也可以防止财政风险的积累。

 

审计署财税海关审计局副局长赵保林――

将部门预算变为公众财政

近年来的"审计风暴"发现不少问题,但屡查屡犯,"按下葫芦起来瓢",为什么?根本原因是约束这些主观行为的公共财政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和完善起来。

目前来看,应该抓紧做好以下工作:

公开部门预算,接受群众监督。要将建立公开透明的部门预算作为实行政务公开、建设透明政府的重要内容。当然,在实行公开制度前,要将部门、单位的所有收支纳入预算管理,保证部门预算的完整性。除国家机密和特殊部门及特殊事项外,年初各部门的预算分配标准、各项收支预算及年终收支结果、资产负债状况都应向社会公布。什么时候部门预算变成公众财政,我们的目标就实现了。

实行绩效考核,严格责任追究。现在的突出问题是责任不清,违法成本低。要将依法、自律作为考核部门绩效水平的先决性条件,把部门预算管理、财务管理和遵守财经纪律、使用财政资金效率效果情况列作部门绩效考核首要的、基础性指标。同时,将部门预算执行责任作为行政问责的重要内容,依法、依纪惩处违法违纪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及时公布问责结果,切实取信于民。

转变政府职能,制衡部门权力。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重新清理、界定部门职责,将与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无关的职能及所属单位从政府部门中剥离出去;建立一套监控机制,重点限制和规范有关部门的预算分配权、项目审批权和资金使用权;逐步实现预算编制、审批、执行、监督相分离,切实做到预算管理的科学民主、相互制衡、依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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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服务大局 创建人才脱颖而出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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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服务大局 创建人才脱颖而出新机制
记者 宁新路
中国财经报 2008-12-02 08:57:06

余蔚平司长说,财政部人事教育工作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效,来自于部党组开拓创新的正确思路。人事教育司作为具体职能部门,回顾改革开放30年财政部人事工作,虽有许多令人欣慰的地方,而目前让他们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把握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继续以部党组改革创新的思路,进一步深入扎实地推进人事教育工作不断走向新的台阶。

目前,2008年财政部机关副司局级领导职位竞争上岗工作正在平稳顺利进行,这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方针在财政部机关的贯彻落实,是财政部党组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具体体现。

负责具体组织竞争上岗工作的人事教育司余蔚平司长,忙得很难在办公室坐下来。记者请他谈一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他从事财政部人事教育工作的感受、体会,感到有点为难。这"为难"的原因是,他和人事教育司同仁们长期养成的一种默默无闻工作习惯:喜欢多做少说,或者只做不说。

而实际是,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近一年多来,财政部党组加大人事工作改革创新力度,加速了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人才队伍建设。在记者看来,财政部人事工作改革创新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也有许多深刻的感慨与体会。而余蔚平司长却说,财政部人事工作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效,来自于部党组开拓创新的正确思路。回顾改革开放30年财政部人事工作,虽然取得了许多令人欣慰的成绩,而目前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在部党组领导下,把握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以改革创新的思路,进一步深入扎实地推进人事教育工作不断走向新的台阶。

余蔚平司长接受采访虽是忙里偷闲,但谈起今后财政部干部人事工作,思路却很清晰。

在新形势下要努力做到"三个把握"

余蔚平司长说,多年来财政部人事工作的推进和完善,来自于不断改革创新的思路。在当前贯彻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形势下,今后要做的事情很多,但要落实好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和部党组的人事工作思路,首先要做到"三个把握":

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为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个大好形势,做到与时俱进,努力使人事工作为财政工作和事业发展服好务。

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为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带来了广阔空间的机遇,从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来思考人事工作问题,以此大力推进财政部人才队伍建设。

把握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对我们做好财政工作提出的严峻挑战与机遇,努力以战略的眼光谋划财政部人事教育工作,使财政部的人才培养工作跟上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

余蔚平司长说,在做到把握三个前提的基础上,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进一步推进财政部人事工作的改革创新。

从五方面做好人事教育工作改革创新

改革开放30年,是财政部人事工作走向科学化、精细化轨道的重要时期,也积累了很多成熟的经验。余蔚平说,当前十七大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对干部人事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如何把财政部人事教育工作不断推上新的台阶,根据财政部党组的思路,应当从以下五方面去着力做好。

以人为本,服务大局。干部人事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大局",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做到"以人为本、服务大局",既要充分了解和考虑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干部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求,又要把握干部人事工作与各项财政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必须紧密围绕财政中心工作来布局。随着不同时期财政改革和发展目标的变化,干部人事工作也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适应不同时期的要求,充分认识新时期财政改革与发展对财政部干部队伍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在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过程中,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激发广大干部的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服务。

推动改革,完善制度。改革是做好人事工作的动力。人才资本作为最重要、最具生产力的资本,必须要将它放在最能发挥其效用的岗位上去。这就是"人岗相适"原理在人事工作实践中的根本体现。财政部党组按照十七大精神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部署,提出了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全面推进部机关、专员办和部属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八字方针"对过去的干部工作原则有所发展,它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加大财政部人事教育工作改革的步伐,仍是今后人事部门工作的重点。

如何进一步改革创新?多年来财政部人事工作经过改革创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从去年8月新一届部党组成立以来,财政部修订出台了10多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涵盖了部机关、专员办、部属事业单位不同的单位情况和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的不同特点。通过系统地健全和完善制度,为形成"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我们在总结这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下一步改革要开展广泛调查研究,了解各级干部职工的心声,看今后的人事制度改革,怎么能够更加符合中央精神,更加符合财政部实际,更加符合广大干部的意愿,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和完善制度。

推进领导班子建设,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财政部新一届党组对机关、

专员办和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建设非常重视。去年以来经过干部选拔任用规定程序,充实了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作为人事部门,今后要进一步系统完善包括竞争上岗、推荐考察等方式在内的、适应机关、专员办、事业单位等不同单位情况和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等不同职务特点的选拔任用工作的方法、制度,形

成富有生机与活力、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机制。按照加强执政能力的要求建设高素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进一步落实干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扩大干部人事工作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要着眼于长远培养多种类型人才。为适应新世纪、新阶段财政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打造一支政治坚定、工作出色、作风过硬的战略人才队伍,根据谢旭人部长关于干部人事工作的指示精神,要着眼于财政部10年――20年的人才需要,在三类急需人才方面下功夫,培养出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重点骨干人才队伍。

培养财经外交人才。财政部作为我国对外财经合作的重要窗口,需要高素质的财经外交人才。在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面前,急需培养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财经外交人才。

培养财经专家人才。随着财政改革的纵深发展,需要一批具有深厚的财经专业理论功底,能够把握某一财经领域国际国内政策的沿革与走向,实务工作经验丰富,有很强的政策制度设计能力,具备运用外语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的专家型人才。

培养财经复合人才。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财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越来越大,需要加大对财经复合人才的培养力度,使之具有深厚的宏观经济理论功底,熟悉国内外财经政策,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前沿性财政政策理论和研究动态,具有很强的财政政策与制度的研究与设计能力,具有运用外语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

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干部人事工作水平。十七大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部署,这对加强人事教育部门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事教育司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加强服务,搞好协调;坚持为大局服务、为干部群众服务、为兄弟司局和单位服务、为基层服务;坚持人事工作的原则和纪律,努力办实事、办好事、快办事、办成事;加强基本工作制度建设、加强基础资料建设、加强基本功训练、加强人事信息化建设,推进体现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理念的"三基一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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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7
 

数年持续改革创新路 解决五大问题收获四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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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持续改革创新路 解决五大问题收获四大成效
中国财经报 2008-12-02 08:55:58

财政部党组在长期的财政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30年来,财政部的干部人事制度发展和变革可以概括为解决了五个问题、取得了四大成效、积累了四方面经验。

解决问题1:年轻干部如何接班

"文化大革命"期间,财政部大批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财政工作受到严重影响。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批干部得以落实政策,及时充实到财政干部队伍中来。这个时期财政部干部队伍的主要特点是人员老化、青黄不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年轻人接班,进而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1982年,财政部按照国务院"以精兵简政为原则,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为重点"的精神,实施改革开放后首次机构改革,对内设司局进行了调整,建立了老干部退休制度,促进了新老干部交替和干部队伍"四化"的实现。1985年前后,财政部陆续有200多人达到离退休年龄,其中司局级干部就有59人。1989年,财政部对各司局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干部老化的压力。但是,由于财政部在"文革"期间没有调入干部,在干部结构上出现了断档,存在着司局级干部退休后无人接班的问题,因而大多数超龄同志仍无法正常退休。到1991年6月,财政部机关在职司局级干部85人,已超过退离休年龄的有34人。

为实现新老干部交替,1991年财政部党组印发了《关于加快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随后开始对各司局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并通过从全国范围内选调地方财政系统或党政部门的司局级领导干部等方式,对财政部的干部队伍结构进行优化。1991年6月,财政部对各司局领导班子共40人进行了调整。

经过几年的努力,财政部干部队伍老化的情况基本得到解决,到1994年,财政部的司局级干部平均年龄在中央国家机关已经是最低的,为此,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专门发表了记者署名文章《走进财政部,满眼青年脸》。同时,全国专员办系统经过不断改制,干部队伍基本实现年轻化。

截至2008年1月,财政部机关干部平均年龄37.2岁,其中司级干部平均年龄47.7岁,处级干部平均年龄40岁;专员办系统干部平均年龄40.5岁,其中领

导班子平均年龄47.8岁,处级干部平均年龄44.71岁。大批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干部成为财政部的中坚力量,干部队伍充满活力。

解决问题2:干部从哪里来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干部队伍老化、专业人才缺乏、以工代干现象严重,财政部通过择优录用大学毕业生、选调京内外干部以及接收军队转业干部等多种渠道,大规模补充财经专业干部和年轻干部。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出台,财政部探索实行公务员考录制度,并采用笔试、面试以及组织考察的方式招收公务员,新增机关干部中考试录用者的比例逐渐提高。

1998年的机构改革是财政部历史上职能调整幅度及人员精简比例最大的一次改革,财政部机关列入分流的人员达到458人,全国专员办系统的人员编制也由3000人减为1000人。为适应财政体制改革和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需要,2000年6月,财政部在1998年机构改革、人员分流基础上进行了"二次机构改革",对机关内设机构和职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体现了"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达到了"震动最小、效果最大"的目的,为全面推进和深化财政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机构和组织保证。但随之而来的财政职能任务增加所带来的工作任务繁重、人手紧张问题日益突出。这段时间,公务员考录制度的不断推行,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机构改革所带来的人手紧张等问题。

2003年之后,公务员考录制度进入全面完善的阶段。特别是2006年《公务员法》实施。财政部坚持凡进必考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标准,科学预测人才需求和编制录用计划,推动了公务员考录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和科学化,使得财政部的干部队伍结构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到2007年,财政部机关干部中,研究生学历达到56.2%,本科生学历达到40.8%;全国专员办系统研究生学历达到17.5%,本科生学历达到68.9%。

解决问题3: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如何建

1986年1月,中央明确规定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得以确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财政部选拔任用干部的方式也随之开始了变革,民主推荐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必经程序。1995年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出台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基本完善。

90年代以后,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方针开始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中得到贯彻。2000年3月,财政部开始在财政部驻江苏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进行处级干部竞争上岗的试点,经过几年的实践,竞争上岗逐渐成为专员办选拔任用司处级干部的主要方式。2004年5月,财政部党组决定在部机关司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中推行竞争上岗。一批学有所成、干有专长的优秀人才有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既发现和使用了优秀干部,又为今后储备了人才。至今,部机关共有251名干部通过竞争上岗走上领导岗位;财政部驻各地专员办共有412名干部通过竞争上岗走上领导岗位。

在部机关和专员办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推行竞争上岗的基础上,财政部积极探索对部属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选拔方式。从2008年始,在5个事业单位领导成员副职的选拔过程中采用了"一推一述一评"的选拔方式,较好地体现了组织认定与群众认可的统一。

解决问题4:干部培养机制怎么形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财政部及时更新干部培养理念,积极探索干部培养方式,逐步形成了多渠道、全面立体的干部培养模式。

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财政部坚持全员培训的基础上,在培训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大力推广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创新研发了适合财政干部特点的"培训沙龙"、"小组研讨"等互动课程。形成了以"岗位培训"等为龙头的培训品牌项目。将培训与干部晋升、年度考核挂钩,真正做到"不培训不上岗,不培训不提拔,不培训不评优"。从"以传授知识为主"转到"以加强能力建设为主"。经过多年的实践,很多培训中的研讨成果已经转化为财政政策和工作措施,推动了财政工作的开展。

以丰富阅历、增长才干为重点,大力加强干部的实践锻炼和轮岗交流。财政部逐步建立起干部的交流制度以及专员办之间的易地交流制度,对培养锻炼性交流、回避性交流、定期交流的轮岗交流,基本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

解决问题5:人事制度如何完善

财政部在干部人事工作中重视制度建设,努力使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出台后,财政部结合文件精神,制定了适合财政部自身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9个干部管理办法,使财政部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得以完善,干部人事工作制度体系初步建立。

2000年以来,根据中央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有关精神和改革目标,财政部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由单项突破进入到整体推进阶段,对财政干部队伍建设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规划和设想。2006年11月,财政部印发了《财政部机关人事工作纲要》和《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人事管理暂行办法》,内容涵盖了机构编制、职务设置、干部调配、选拔任用、考核、后备干部等多个方面,不仅总结了近30年来财政部干部人事工作的经验,而且从整体上明确了财政部干部人事制度的基本目标、指导方针和主要措施。

近年来,财政部党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方针,全面推进部机关、专员办和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对已有制度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上,修订和完善包括司级后备干部选拔管理、司处级领导职务竞争上岗、司处级非领导职务选拔任用、监察专员选拔任用、事业单位领导成员选拔任用等在内的相关制度,努力建立一套能够适应机关、专员办、事业单位不同情况和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不同特点的选拔任用工作制度体系;积极探索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奖惩、监督等方面的工作制度,为财政改革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四大成效

初步建立了一套与财政工作相适应的干部人事工作机制。经过30年的改革和探索,我部已经初步建立起与财政工作相适应的干部人事工作机制,逐步创造一个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建立一套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管理机制,形成一套制度较为完备、纪律严明的监督体系。从公务员录用到职务晋升,引进竞争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不断加强干部的培养、考核力度,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进一步完善辞退、辞职、退休制度,形成正常的更新交替机制,干部人事工作开始逐渐步入民主化、科学化、精细化的轨道。

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应不同类别、不同层级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体系。针对不同层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特点,不断探索党管干部的工作机制和有效途径,已初步建立起符合我部实际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体系。通过完善竞争上岗、民主推荐等选任机制,为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打造了晋升的平台。

初步建立了一套促进财政干部成长的培养机制。坚持以多种途径培养锻炼干部,通过挂职锻炼、交流轮岗等方式,使干部在实践中丰富阅历,增长才干,掌握新知识、解决新问题、积累新经验,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目前初步建立起符合我部实际、行之有效的干部培养机制,提高了各类人才的综合素质。

基本建成一支政治坚定、结构合理、业务熟练、作风优良的财政干部队伍。经过长期的改革发展,财政部已基本建成了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风正派、战斗力强的人才队伍。大批优秀年轻干部、高知识层次的专业人才充实到了领导班子,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知识和专业结构得到了改善,领导班子的整体功能不断增强。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累了四方面经验

干部人事工作要坚持围绕财政中心工作,服务财政工作大局。

干部人事工作要以加强制度建设为根本,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干部人事工作要以人为本,充分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发展的有机结合。

干部人事工作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敢于创新。

发挥培训职能作用 助推财政科学发展

http://www.cfen.com.cn/web/cjb/2008-12/09/content_472332.htm

发挥培训职能作用 助推财政科学发展
记者 宁新路
中国财经报 2008-12-09 10:02:34

欧文汉说,30年是一段历程,更是一个起点。今后的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如何实现新的突破创新?要按照中央有关精神,落实部党组的部署和要求,继续推进数量型向实效型的转变,推进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推进普及型向精品型的转变,推进常规型向长效型的转变,推进知识型向能力型的转变,把培训工作放到财政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实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新突破。

财政部机关的司局领导,大多是学习型干部,平时注重学习,头脑也在不停地思索问题,干部教育中心主任欧文汉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多年来,特别是新一届部党组财政部党组持续加强建设学习型机关取得的成效。长期在财政部办公厅工作的欧文汉,深知学习对一个财政干部担负的责任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从去年走上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主任岗位上后,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用的深刻内涵,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解和诸多的思考。

谈到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欧文汉说,改革开放30年来,财政部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和成熟的干部教育机制,也形成了一系列很好的做法,为提高财政干部队伍素质、建设高效的财政机关,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这些经验做法,值得很好地回顾总结。

30年是一段历程,更是一个起点,今后的干部教育工作如何实现新的突破创新?要按照中央的有关精神,根据部党组的部署和部领导提出的"贴得紧、跟得上、做得好"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为财政科学发展服务,为财政干部健康成长服务"的工作方针,继续推进数量型向实效型的转变,推进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推进普及型向精品型的转变,推进常规型向长效型的转变,推进知识型向能力型的转变。围绕财政大局,贴近干部需求,把培训工作放到财政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实现干部教育工作新的突破。

突出一个中心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要紧紧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坚持把促进财政事业的发展作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第一要务。必须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放到党和国家的大局、放到财政改革与发展这个大局中思考、谋划和推动。财政事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训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什么内容,就培训什么内容,更加自觉有效地为财政事业服务。

紧紧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干部教育培训要更好地以人为本,使之成为干部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要突出推广个性化、差别化培训,在培训形式、培训时间、培训方法、培训内容上不搞"一刀切"。

紧紧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坚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把阶段性工作和经常性、长期性工作有机统一起来,把当前工作和长远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立足现实,着眼未来,认真分析当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科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及其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新要求,增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系统性。

紧紧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坚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统筹兼顾。在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中,要兼顾数量和质量,在完成培训数量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质量。

坚持"二为"方针,确保培训实效。当前,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这对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国开展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的形势下,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是前所未有。要坚持为财政科学发展服务、为干部健康成长服务的方针,主动把培训渗透到财政核心业务工作中去,为财政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通过培训,不断更新干部的知识结构,提高全局观念、执政能力、业务水平和服务意识,使培训成为财政干部的加油站,财政改革的助推器。

围绕三项重点认真抓好各类培训

要重点开展业务培训。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财政改革将进一步向纵深推进。无论是适时调整和实施财政政策,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还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等,宣传和推动的任务相当繁重。财政干部教育培训部门要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把财政业务培训作为工作的重点,推动相关财政改革和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

要重点创新岗位培训。加快岗位培训在各级财政部门的普及力度,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将在培训组织、培训师资、培训管理上进一步加大指导力度,加强上下联动,把提高财政干部的工作水平和理财能力作为核心内容抓紧抓好,进一步培养财政干部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法理财的意识和本领,通过不断的创新和完善,保持培训的生机与活力。

要重点推进网络培训。高度重视网络培训的应用,将其作为培训工作今后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积极创造条件,争取领导支持,结合金财工程建设,创建网络培训平台,同时也要注意在建立网络培训系统中以省一级网络应用平台为主,充分借鉴已开展网络培训的有关省份的先进经验,技术标准、支撑平台尽可能做到一致,实现资源共享。

实现四个突破加大培训创新

要在培训体制和机制上寻求新突破。进一步完善"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权责明确、协调配合"的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管理体制,推动新一轮大规模培训财政干部工作的深入开展。

要在培训思路上寻求新突破。首先,要将培训的重点放在开发潜能和激发创造力上,放在财政干部素质的提升、竞争力的提高和全面发展上,有针对性地提高各级财政干部的学习能力、应对能力、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其次,要从能力培养的角度,在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培训手段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设计,形成丰富完善的培训模块;再次,要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将学与用、知与行结合起来,做到融会贯通,精学管用;最后,要实现滚动式、递进式学习培训,按需施教,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在培训研发上寻求新突破。继续组织实施培训研究课题开发计划,特别是要组织好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方面的课题研究工作。在选题上,要把实际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重点;在管理上,要完善课题筛选机制、管理机制和评价机制,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增强计划性、时效性;在应用上,要强化课题研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加强课题成果的及时、有效转化,不断提高财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质量和水平,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管理者的工作能力和效率。

要在充分发挥函校作用上寻求新突破。中华会计函授学校要按照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面向基层,挖掘潜力,充分发挥函校四级办学网络资源优势,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农村财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寻求突破。

完善五个基础确保培训运行

完善制度建设。要突出部门特色,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从组织领导、培训管理、培训保障等方面对各个培训环节进行制度规范。进一步认真查找培训工作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研究提出加强和改进的具体措施,以制度化和规范化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全面发展。

完善师资建设。要全方位、多渠道选择优秀师资,尽快建立健全全国财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对选聘师资实行动态管理。充分发挥师资库的作用,实现培训资源共享。

完善教材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干部培训教材建设,加大干训教材编写力度,丰富教材形式,满足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需要。

完善基地建设。今年2月,部长办公会议明确要求,财政干部教育培训要继续坚持"定点培训"。今后,财政部各干部培训点要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努力打造专业化的培训服务型组织。

财政监督大事记

http://www.cfen.com.cn/web/cjb/2008-12/26/content_478706.htm

财政监督大事记
中国财经报 2008-12-26 11:27:30

1994年

2月在财政部机构改革中,原财政部财政监察司、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财政部商贸司中央企业财务管理处合并成立财政监督司(财政部财政、税收、财务大检查办公室)。

2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财政部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方案明确,财政部负责实施财政监督,管理派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监察专员。

1995年

5月4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意见的通知》。随后,财政部牵头组织,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小金库"工作。清查工作历史4个月,对21万多户企业和单位进行了重点检查。

1996年

5月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由财政部牵头,会同国家计委、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等组织开展了全国范围的预算外资金清查工作。5部门集中抽调13万人组成3.5万个检查组对18.77万个部门和单位实施重点检查,其中,财政部直接组织专员办对邮电、铁道、民航、海关系统和交通"三费"、电力建设基金进行重点检查。

1997年

4月11日财政部在桂林召开了首次全国财政监督工作会议。会上,时任财政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的金莲淑提出了"理清思路,依法行政,收支并举,监管并重"的工作方针,对各级财政监督机构开展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98年

3月财政部财政税收财务大检查办公室撤销,开展13年之久的大检查画上句号。

1999年

2月25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对社会审计机构审计中央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质量进行抽审的实施意见》,明确对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后的会计报表,财政部门要建立抽审制度,即对注册会计师审计企业年度会计报表的质量进行抽查,这是财政部门主动转变职能、建立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制度的最初形式。

3月1日财政部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组织各地专员办对酿酒、外贸、烟草、汽车、机械、电信等行业的210户企业进行了抽查,并延伸检查了82家会计师事务所。这标志着财政部门对企业检查方式的重大转变,即由传统的财税大检查和年度决算审查向新型会计监督转变,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成为财政部门履行会计监督职能的主要手段。

7月20日财政部首次在全国实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制度,相继发布了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公布了1999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结果,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制度正式建立。

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会计法》,规定财政部门在会计监督领域的主体地位,建立了单位内部监督、社会审计监督和国家会计监督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会计法》还授予财政部及其派出机构查询银行账户的权力。

2000年

6月财政部对部分内设机构进行了调整,将财政监督司更名为监督检查局。

2003年

11月14日财政部下发对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这是财政部门收回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职能后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处罚的第一案。

2004年

12月31日监督检查局结束财政部内部监督检查第一遍轮查,并向部领导报送《财政部内部监督检查五年工作总结》,总结回顾了5年来的内部监督检查工作,并提出相关建议。

2005年

6月针对地方财政监督机制建设,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监督工作会议,提出了建立健全财政监督机制这一命题,为地方财政监督工作指明了方向。

2006年

10月29日财政部召开地方财政监督机制建设理论研讨会,20余个省市财政监督机构进行了经验介绍和交流,明确了"因地制宜、稳步推进"的主线,肯定了"大监督"的理念与做法,提出了"均衡发展"与"信息化"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财政部纪检组长金莲淑提出了要构建稳定长效的监督机制,这也是今后一段时间,财政监督机制建设的发展方向。

2007年

3月28日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监督工作会议,时任财政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的金莲淑在会上表示,财政监督在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充分发挥作用。要确保财政政策在促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发挥重要保障作用;继续加强收入监督,夯实经济财政"蛋糕"基础,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方面发挥作用;在促进预算规范管理方面发挥作用;在切实履行政府监管职责,加强财经秩序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方面发挥作用。

2008年

4月10日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监督工作会议,财政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贺邦靖要求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本届部党组"更新监督理念,突出监督重点,改进监督方式"的指示精神,建立健全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财政监督机制,探索建立起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紧密衔接、相互制衡的财政管理运行体系,充分发挥财政监督在健全财政政策体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税制改革、推进依法理财等方面的保驾护航作用,全面提升财政监督能力。

5月25日―27日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局长耿虹跟随财政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贺邦靖赴四川灾区视察灾情,督导做好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工作,并完成《赴川督导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工作的情况报告》报部领导。

(贺斌 整理)

专家谈财政惩防体系建设

http://www.cfen.com.cn/web/cjb/2008-12/06/content_471653.htm

专家谈财政惩防体系建设
记者 丁莉娅
中国财经报 2008-12-06 09:38:04

财政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财政部门是政府宏观管理的综合部门,肩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职责。如何更好地完善财政管理和监督,加强财政系统惩防体系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财政部门积极进行"收支两条线"、部门预算、国库管理制度及政府采购等改革,规范财政权力,加强财政资金监管,对全社会治理整顿经济秩序,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有专家称,通过推进"收支两条线"改革,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将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改为税收,并纳入预算管理;对预算外资金实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的准预算管理,管理更趋规范化;强化对资金的监管,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筹使用,从源头上遏制了腐败现象的产生。

中央财经大学王雍君教授表示,部门预算改革彻底改变计划经济下的政府部门预算分散在各个具体司、局的做法。改革后各部门的财政性资金全部在一本预算中编制,预算编制更加科学、详细和规范。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规范了财政资金的支付方式,减少了资金运行中的中间环节,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财政科研所所长贾康认为,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对于防治腐败、加强党的廉政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非常重要,一个制度做好了,坏人想做坏事做不成;一个制度做不好,好人也跟着做坏事。因此,制定一个好的制度是治本之道。目前的改革,从公开化、透明度、全程监督的角度,积极打开了一套理财方面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的新天地,这个进展会进一步引导我们的决策系统,我们的政府管理及政府运作行为的防腐机制的健全,并通过理财的民主化、透明化拉动整个决策,拉动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建设,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党的"十六大"再次表明了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决态度,要求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拓宽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领域。如果以《政府采购法》的实施为标志,党的"十六大"之后的五年时间里,正是政府采购制度在我国由初创成长走向加速发展的时期。在进行制度自身初建的同时,也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源头防腐的制度使命。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马蔡琛认为,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政府采购制度在财政资金运行系统中,构成了实现堵塞公共资金"跑冒滴漏"的重要制度载体。同时指出,从标本兼治的意义上讲,反腐倡廉靠的是制度建设。政府采购制度建设越完善,其源头防腐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马洪范表示,中央对反腐倡廉的重视与强调为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塑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也向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制度自身建设的速度和要求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

马洪范认为,要使政府采购制度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财为民所理"的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其最终会通过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制度,建立覆盖政府采购全过程的管理与控制机制,并与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等制度相协调,构建现代化的政府预算管理体系。

30年财政支农政策大事记

http://www.cfen.com.cn/web/cjb/2008-12/23/content_477799.htm

30年财政支农政策大事记
罗晶
中国财经报 2008-12-23 09:23:45

30年来,财政支农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战略部署,积极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财政支农政策的沿革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7年),是财政支农全面改革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财政部门改革了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办法,改革了国营农口企、事业财务管理制度,改进了农业税征收管理办法,对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是适时调整财政支农资金分配对象,促进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二是合理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结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三是对国营农口企业实行财务包干办法,同时推动有条件的农口事业单位增收节支。四是增加扶贫投资,并在扶贫工作中,着力将"输血型"支持转变为帮助增强"造血"功能。五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财政支农周转金制度,逐步运用经济的办法管理资金。六是改革了农业税征管办法。

第二阶段(1988―1997年),是多层次、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大力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特别是支持粮食生产攀登新台阶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财政支农工作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多渠道、多方面筹集资金,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确保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建立用于农业发展的专项基金。对重要的专项资金使用实施配套投入政策。对一些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且政策性较强的农业项目采取财政贴息政策。鼓励支持引进利用国外贷款用于农业,并通过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引导农民、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另一方面,建立了重点突出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政策。支持农村经济改革;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支持粮棉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对农业科技推广和农业社会化服务进行重点投入;国家财政设立了特大防汛抗旱资金、特大疫病防治资金、特大抗灾保畜资金,重点用于自然灾害的防治;支持贫困地区开发扶贫;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第三阶段(1997―2002年),是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农机制和方式深化改革的阶段。

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探索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并着力推进财政支出改革,这对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大幅度增加基本建设投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农业基本建设投资1999―2002年分别为357亿元、414亿元、480亿元、423亿元。1998―2002年,我国累计安排了国债投资1860亿元,占国债资金总量的28%,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如节水灌溉、人畜用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等(一般被称为农村"六小工程")。

二是完善财政支农机制和方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财政扶贫领域和农业综合开发领域,引入了世界银行的项目管理办法,如报账制、绩效考评制等,效果非常明显。从1999年开始,农业部被列为部门预算首批改革试点部门,然后又逐步扩展到所有中央部门并在全国普遍推开。

三是支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中央决定从2000年起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实行了"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政策。改革率先在安徽全省试点,到2002年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20个省,其他11个省也继续在部分县(市)试点,试点地区农业人口达6.2亿,占全国农业人口总额近四分之三。为了促进和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弥补基层财政因降低农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中央和地方设立了专项转移支付,其中2000年为19.7亿元,2001年为99.35亿元,2002年为334.63亿元,从而确保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基层的平稳运转。

第四阶段(2003年以来),是财政支农政策开始实现战略性转变的阶段。

2003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提出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开始实现战略性的转变。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一号文件",实施了以"四减免"(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四补贴"(种粮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为主要内容的支农惠农政策,中央对农业投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工作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农民与政府的"取"、"予"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从政策层面上,把财政支农的重点由原来的以促进农业生产为目标,转向以促进农业农村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发展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作为财政支农新的着力点。

一是全面取消农业税。改革农业税制,取消农业特产税,进行农业税减免试点,直至从2006年1月起全面取消农业税。

二是财政支农力度显著加大。财政支持"三农"资金总量快速增加,2003―2007年,仅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就达1.6万亿元,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发展、社会事业发展、防灾减灾等方面。地方各级财政也大幅度增加了支农投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三农"投入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三是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断改善。加强了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抗灾救灾、农村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等支持。

四是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2年,中央财政出台了良种补贴制度,不断完善补贴品种,扩大补贴范围,在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实行良种补贴的同时,还出台了生猪和奶牛良种补贴政策。2004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支持农民和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农业机械,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同时,国家财政调整了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2006年,针对部分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过快的问题,又对农民实施农资综合直补。此外,这一阶段还出台了其他一些补助政策,如退耕还林农民的补贴、能繁母猪和后备奶牛饲养补贴、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新型合作医疗补助等政策措施。

五是逐步将农村事业发展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包括把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纳入财政支持范围,国债资金加大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等。目前,以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加强生态建设、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发展等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

大力促进"三农"发展 谱写财政支农新篇章

http://www.cfen.com.cn/web/cjb/2008-12/23/content_477801.htm

大力促进"三农"发展 谱写财政支农新篇章
――财政部农业司司长赵鸣骥谈在改革和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农业财政政策
记者 罗晶
中国财经报 2008-12-23 09:26:0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生产实现了增产增效双重目标,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加,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农村综合改革稳步推进。财政部农业司司长赵鸣骥说,这些首先归功于党的政策好,把"三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始终坚持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同时,这与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和创新支农工作机制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30年,对于财政部农业司来说,是一段不同寻常的历程。因为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背后,都留下了财政支农政策大力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烙印。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全面调整到今天的战略性改变,从取消农业税到为农民直接发放补贴,财政支农政策不断完善,书写了一页页精彩的华章,从而形成了支持"三农"发展的公共财政保障体制,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

赵鸣骥担任农业司司长以来,按照财政部党组的改革思路,亲历了诸多方面的财政支农改革,也见证了近年来财政支农改革的成果。他总结了30年财政支农政策改革的基本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准确地把握了农业财政政策发展的基本趋势。

经验之一: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大"三农"投入力度

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把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首要方面,不断创新机制体制,改革和完善支农政策措施,积极调整支出结构,加大"三农"投入。

近几年,各级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大幅度增加。截至目前,中央财政2008年"三农"支出执行数已达5955.5亿元,比2007年执行数4318亿元增加1637.5亿元,增长37.9%。无论是总量、增量,还是增幅,都是近几年最高的。正是有了坚实的财力作保障,才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步伐。

经验之二: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粮食生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保障粮食安全、解决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财政支持农业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国家有关发展粮食的方针,促进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

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丰收计划等专项资金,到支持农业综合开发、加强商品粮基地建设,再到目前的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农业补贴制度、建立农业生产大县奖励制度等等,其主要目的就是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和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

1978―2007年,我国粮食产量由6095亿斤增加到10032亿斤,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赵鸣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国家强化了粮食生产的政策,加大了资金投入,什么时候粮食产量就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反之,就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减产,出现滑坡现象。

经验之三: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实际上,我国不断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信息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赵鸣骥司长说。

2008年,中央财政设立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各地发展优势特色、安全高效农业,形成具有显著现代农业特征和突出地域特色的主导产业带,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产量提高、质量提升和结构改善,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支持生猪、奶业、油料和蛋鸡生产,出台并完善良种补贴、饲养补贴等政策,不断强化增加补贴资金,着力解决涉农民生问题。同时,大力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不断强化农业科技推广的支持政策。如2001年,中央财政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支持将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2005年,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补助专项,为农民免费提供测土配方服务,引导农民科学施肥。2006年,增加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专项,重点对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农民以及种养能手、科技带头人等开展培训,为建设现代农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经验之四:必须坚定不移地促进农民增收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生产决策权和物质利益等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村税费改革坚持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第一目标,取消农业税,让农民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赢得了亿万群众的衷心拥护。

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国家出台了农业"四项补贴"政策(即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并不断加大补贴力度。同时,中央财政还大力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非农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增加非农收入。不断加大农业产业化经营扶持力度,拉长农业生产链条,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增加了农民收入。1978―2007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增加了4000多元,在有效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投入能力。实践证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能否实现,关键是各项惠农政策能否进一步强化和有效落实,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真正的维护。

经验之五: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我国农业农村改革的过程就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通过放开市场,不断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改革之初,国家减少了农产品的统派购任务,给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更大的农产品购销自主权。随后,陆续放开了包括棉花、粮食在内的绝大多数农副产品购销价格。目前,除烟叶、蚕茧外,所有农副产品市场已全部放开,农产品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

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从投入、税收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建立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同时,不断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的同时,加强了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抗灾救灾、农村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实践证明,只有尊重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从农业的特性和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的实际出发,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才能充分增加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

在展望财政支农的政策取向时,赵鸣骥司长谈到,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把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始终作为财政支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创新财政支农机制体制。

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投入机制。要把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农业投入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支农政策的导向功能和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积极运用市场机制和投入激励机制,引导信贷资金、民间资本等投入新农村建设,尽快形成多方位、多元化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投入格局。

巩固完善支农惠农强农政策。要重点做好"四个大力支持":一是大力支持粮食生产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国家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二是大力支持防灾减灾工作,规范和完善农业灾害救助和灾后重建制度。三是大力支持扶贫开发工作。提高扶贫开发水平,逐步提高农村扶贫标准,突出解决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自我反贫能力提高问题。四是大力支持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推进完善支农资金的整合机制。按照"既积极、又稳妥;既整合、又管理"的原则,推进支农资金整合。坚持以县为主的整合制度,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建立资金整合奖补制度。坚持通过项目带动省级整合,探索建立省级支农资金整合的长效机制。同时,进一步推动省级支农资金和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工作,充分发挥基层支农决策和资金管理的作用。

积极支持农业和农村重大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一是稳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如大力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二是建立健全财政与金融联动机制,推进金融支农机制创新。三是大力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四是要促进形成城乡统一要素市场,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条件。

进一步强化支农资金监管。牢固树立新的理财观念,把"抓资金管理就是抓资金投入、抓资金管理就是抓使用效益、抓资金管理就是抓资金安全"的理念,贯穿于财政支农工作的始终,切实把强化支农资金监管与增加支农资金投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进一步提高支农资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严格预算管理,不断增强预算的规范性和约束力。全面建立支农资金绩效考评和奖补制度,逐步实现支农资金分配与绩效考评挂钩。

争当排头兵 勇谱改革曲

http://www.cfen.com.cn/web/cjb/2008-12/26/content_478700.htm

争当排头兵 勇谱改革曲
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海南敢闯敢试,锐意创新,着力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坚持走具有海南特色的财政改革之路,实现财政改革主要领域、关键环节的多项率先、重点突破。
――访海南省财政厅厅长 陈海波
中国财经报 2008-12-26 11:23:09

作为全国最年轻的省份和最大的经济特区,肩负着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开创大特区事业的庄严使命,海南走过了20年的改革历程。日前,记者采访了海南省财政厅厅长陈海波,谈到财政改革,他颇有感触地说:"特区最大的使命是改革开放。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海南敢闯敢试,锐意创新,着力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坚持走具有海南特色的财政改革之路,实现财政改革主要领域、关键环节的多项率先、重点突破。"

规范:财政的"自我革命"

1998年以前,受房地产开发热"泡沫经济"及其他因素影响,海南财政形势严峻,财政风险凸显,必须重构财政运行机制,才能最终走出财政收支困境。为此,1998年,海南省财政厅新领导班子按照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狠抓财政、财务整顿,规规矩矩理财,深化财政改革,规范财政管理"要求,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首先进行"自我革命",整顿财政工作秩序,规范理财行为。

一是清理整顿,加强财政内部制度建设,使财政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实现财政业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同时各市县财政部门的制度建设也得到相应发展。二是清理、规范财政资金账户管理。针对财政资金管理混乱问题,先后对省财政厅各处室管理的资金账户和全省财政系统的资金账户进行清理,有效解决了全省资金账户混乱的问题。三是建立科学、民主、规范的财政决策制度。四是建立健全财政资金管理办法,有效推进依法理财。

改革:突出特区的"特"字

1998年,财政部提出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改革目标。海南省财政部门以此为契机,突出海南特色,推行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会计集中核算、工资统发、政府采购、非税收入管理、农村综合改革以及"金财工程"建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部门预算改革实现"五个突破"

截至2007年底,部门预算改革在海南全省范围内得以全面实施,并实现了"五个突破":一是形式突破。由传统的按支出功能编制的分散预算,转变为以部门为主体、按部门职能需要编制统一、完整的部门预算,实现了预算资金统筹安排和公开透明。二是内涵突破。由传统的预算内外资金管理"两张皮"的做法,转变为将部门所有收支统一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实现了收支统管的综合预算。三是方法突破。由传统的"基数加增长"编制预算的方法,转变为采用零基预算法和因素法编制部门预算,通过对部门基本支出预算实行定员定额管理,对项目预算实行申报、论证的审核方式,提高了预算的准确性。四是手段突破。由传统的单机操作,转变为功能强大的部门预算编制软件支持下的网络化管理,提高了预算编制质量和效率。五是监管突破,提高了预算编制的透明度。

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实现"效益、透明、监控"

2002年,海南财政在省本级实施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试点,是全国开始实施改革最早的省份之一。截至2007年底,省本级在所有预算单位全面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改革范围囊括了所有预算内外资金。19个市县中,已有14个市县开始了改革,其余的5个市县将在2008年全部实施改革,并且在全国率先实现财税库银横向联网覆盖全省。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建立了各环节紧密相连的国库集中支付管理体系,建立了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的电子化监控系统,从源头上强化了预算约束,加快了资金拨付速度,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使预算执行信息更加公开透明,有利于社会监督。

非税收入改革实现"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

早在1996年,海南省就制定颁布了《海南省行政事业收费收支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88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为进一步完善这一管理模式,2002年海南财政在省本级实施以"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为主要内容的非税收入管理改革试点。截至2003年8月,此项改革已在全省各市县全面铺开,标志着海南初步建立了非税收入管理新制度:一是政策框架规范完整,为非税收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是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先进。海南省非税收入管理信息系统以银行业务网和财政业务网为触角,实现了非税收入信息在财政部门、代收银行、主管部门、执收单位和缴款人之间的共享。三是征管方式科学规范。非税收入项目库按统一编码管理,收缴方式实行"直接缴户"和"集中缴户"的银行代收征缴方式,所有项目全部纳入系统征缴,财政票据统一为一种《缴款书》,实现了从票据源头上的监控。四是实行财政综合预算管理。非税收入实行统一征收、统一管理、统筹安排,部门收支统一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实现了收支统管的综合预算。

金财工程建设实现"大平台支撑"

2002年,按照"财政管理科学化"的指导思想,海南开始实施"金财工程"建设。海南成功开发的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GFMIS),是国内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重大突破:一是先后建成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工资统发、非税收入和会计核算等14个业务应用系统,并于2003年成功开发了一体化支撑政府财政管理的金财工程应用系统平台。二是建成了"财政部―省财政厅―市县财政局―乡镇财政所"三级网络纵向广域网,实现了纵向全覆盖;建成了连接7个银行系统,连接590家预算部门和单位的VPDN线路,实现了横向全覆盖。三是先后启动了金财工程安全体系一、二期建设,完成了存储备份系统建设,实现核心应用业务数据统一存储和备份,构建了三亚数据级的异地容灾备份中心,确保核心业务系统数据的安全。2007年,建成ITSM运维保障体系,确保了海南大集中模式的信息运维和管理。

会计核算改革实现"一统一、三集中"

2001年,海南启动了以会计委派为实现形式的会计集中核算改革。在维持单位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和财务自主权不变的前提下,实行独具特色的"一统一、三集中"(核算统一、人员集中、档案集中和信息集中),并成功嫁接了集中支付改革,设计了以预算资金指标流为主线、以资金流为基础的结合模式,形成了会计人员由政府统一委派,资金支付与核算由财政部门统一办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财政资金运行的新机制。截至2008年初,省本级实施会计集中核算的单位374家,占全部行政事业单位总数的95%。

理念:财政改革的科学指南

陈海波说,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更高的层次把握改革命脉,提高改革质量,海南财政努力从理财思路上探索改革的方向。海南财政按照"巩固、发展、完善、提高"的思路,对财政工作提出"科学发展、高效服务、务实创新、爱民廉洁"十六字总体要求,为财政改革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预算编制和执行方面,要求把握情况明底子清、总量控制、结构和次序适度、主动服务四项原则。财政工作关系方面,要求处理好与财政部、与预算部门、与市县、与审计部门以及厅机关内部"五大关系"。财政职责履行方面,要求坚持"五个必须":即"必须执政为民,必须服务大局,必须关注民生,必须求真务实,必须依法理财"。2007年,海南财政把握省情和财政改革方向,开创性地提出了以"三个转变"为主要内容的理财新思路:即"事随财走"向"财随事走"转变,"自我理财"向"公众理财"转变,"管钱人说了算"向"用钱人说了算"转变。2008年,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了财政工作的"三促三保":即"促发展毫不动摇","促改革决不退缩","促开放坚定不移";"保民生千方百计","保稳定义不容辞","保生态责无旁贷"。理财观念的不断创新和丰富发展,为财政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并不断指引改革向前推进。

创新:永不休止的音符

胡锦涛总书记对新一届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突出经济特区的'特'字,努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这一指示,为海南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陈海波说,海南省财政部门将深入贯彻胡锦涛的指示精神,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四个创新"(创新财政收入方式、创新财政管理体制、创新财政改革模式、创新财政投入机制)为动力,按照权力制衡、流程简便、公开透明、自动化程度高的原则,着眼于全局高度,整体规划和统筹推进财政改革,积极构建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紧密结合,科学、简便、高效,更具活力的公共财政体制和机制。

(本报记者 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