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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8 来源:《参考消息》 【美国《新闻周刊》1月12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题: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作者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辑、《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
如果说美国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犯了一个多次重复的重大错误,那就是它认为实现政治稳定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然后傲慢地摧毁了伊拉克的整个结构体系,并确信我们能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我们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并相信在外国援助、选举和美国技术知识的帮助下,我们将会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阿富汗。毕竟,我们准备帮助建立的政府将比它们先前的政府强得多。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下一位智者的话:"各国间最重要的差别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管理的程度。"
放眼全球。全世界的许多问题(从瓦济里斯坦的恐怖分子。到致命的艾滋病在非洲的流行,再到索马里海盗),都是由于政府无法对其领土和人民实施真正的权威而引起或者变得更糟的。这是上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深刻见解,他于平安夜与世长辞。
亨廷顿最著名的作品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但其学术声望完全是建立在他以前的工作成就之上的。他对政治秩序的分析立即在现实世界得到印证。他在研究这一论题时,约翰逊政府请他对越南战争的进展作出评估。在1967年和1968年造访越南后,他认为美国在南越的战略存在致命的缺陷。约翰逊政府试图通过援助和发展赢得当地人的支持,但在亨廷顿看来金钱不是关键。抵制西贡行动的那部分南越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在以宗教和家族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当地社会中感到安稳。然而,美国希望创建一个现代化的越南,所以拒绝巩固这种"落后"的权威结构。这一40年前的分析所描述的正是我们目前在阿富汗的困境。
亨廷顿注意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有时候,美国式的进步――更多的政治参与和更快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带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如果一个国家有很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非常活跃的人,而这个国家却缺乏有效的政治机制,比如政党、公民组织或者可信的法庭,那么其结果必定是带来更大的动荡。这就是过去30年,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境况。比如巴基斯坦,其人口从197 5年的6800万人增长到了现在的1.65亿人,而其政府却没有能力解决教育、安全和社会福利等基本问题。
在经历变革时,人们通常会坚守他们最古老、最持久的安全来源:宗教。这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所传达出的最重要的信息。在其他人庆贺共产主义的倒台以及全球化的崛起时,亨廷顿认为,随着意识形态的消亡,宗教将会再次崭露头角。
我与这本著作的关系非常复杂。当我还是亨廷顿的研究生时,他要求我对该书的草稿发表评论。我对他说,尽管我对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持不同意见,但该书饶有兴味、发人深省。几个月后,作为《外交》杂志的新总编,我帮助出版了这本书。我依然认为他在某些重要问题上是错误的,但是,该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充满力量而且富有先见之明。
亨廷顿研究领域广泛。他的第一本书实际上首次将军政关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关于人口和文化的。他的心胸也非常开阔。他在另一本经典著作的结尾处特别提到了批评他的人。他写道:"(他们)说美国是一个谎言,因为它的现实与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悬殊。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而是一个失望。但之所以是一个失望,正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希望。"
如果说美国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犯了一个多次重复的重大错误,那就是它认为实现政治稳定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然后傲慢地摧毁了伊拉克的整个结构体系,并确信我们能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我们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并相信在外国援助、选举和美国技术知识的帮助下,我们将会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阿富汗。毕竟,我们准备帮助建立的政府将比它们先前的政府强得多。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下一位智者的话:"各国间最重要的差别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管理的程度。"
放眼全球。全世界的许多问题(从瓦济里斯坦的恐怖分子。到致命的艾滋病在非洲的流行,再到索马里海盗),都是由于政府无法对其领土和人民实施真正的权威而引起或者变得更糟的。这是上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深刻见解,他于平安夜与世长辞。
亨廷顿最著名的作品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但其学术声望完全是建立在他以前的工作成就之上的。他对政治秩序的分析立即在现实世界得到印证。他在研究这一论题时,约翰逊政府请他对越南战争的进展作出评估。在1967年和1968年造访越南后,他认为美国在南越的战略存在致命的缺陷。约翰逊政府试图通过援助和发展赢得当地人的支持,但在亨廷顿看来金钱不是关键。抵制西贡行动的那部分南越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在以宗教和家族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当地社会中感到安稳。然而,美国希望创建一个现代化的越南,所以拒绝巩固这种"落后"的权威结构。这一40年前的分析所描述的正是我们目前在阿富汗的困境。
亨廷顿注意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有时候,美国式的进步――更多的政治参与和更快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带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如果一个国家有很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非常活跃的人,而这个国家却缺乏有效的政治机制,比如政党、公民组织或者可信的法庭,那么其结果必定是带来更大的动荡。这就是过去30年,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境况。比如巴基斯坦,其人口从197 5年的6800万人增长到了现在的1.65亿人,而其政府却没有能力解决教育、安全和社会福利等基本问题。
在经历变革时,人们通常会坚守他们最古老、最持久的安全来源:宗教。这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所传达出的最重要的信息。在其他人庆贺共产主义的倒台以及全球化的崛起时,亨廷顿认为,随着意识形态的消亡,宗教将会再次崭露头角。
我与这本著作的关系非常复杂。当我还是亨廷顿的研究生时,他要求我对该书的草稿发表评论。我对他说,尽管我对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持不同意见,但该书饶有兴味、发人深省。几个月后,作为《外交》杂志的新总编,我帮助出版了这本书。我依然认为他在某些重要问题上是错误的,但是,该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充满力量而且富有先见之明。
亨廷顿研究领域广泛。他的第一本书实际上首次将军政关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关于人口和文化的。他的心胸也非常开阔。他在另一本经典著作的结尾处特别提到了批评他的人。他写道:"(他们)说美国是一个谎言,因为它的现实与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悬殊。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而是一个失望。但之所以是一个失望,正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希望。"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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