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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 10:51:45 来源:国际金融报 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终于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其原因的探讨当然成为一个焦点。近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美国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卸任财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观点。保尔森将美国的金融危机归咎为全球经济失衡，并认为贸易顺差国如中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伯南克则宣称，中国的高储蓄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两种观点的基本逻辑就是，由于中国的高顺差和高储蓄，使得美国金融机构可以低成本地不断从中国人那里得到融资，从而进行金融创新活动，最终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这些观点之可笑简直不值一驳，但不驳一驳，它又会以讹传讹，遗害万里。在普通人看来，邻居借钱给你，你可以去发展生产创造财富，也可以去享受和豪赌。显然，美国人选择了后者。这也算了，现在却还要怪邻居当初为何借钱给他，邻居应该负责任！奇哉怪也。
更加严重的是，如果将责任推到中国头上，就必然掩盖真正的根源，这对全球战胜这场金融危机害莫大焉。因为只有真正找到了这场危机的客观原因，才能顺藤摸瓜解决问题，否则只能使形势更加危险。
那么，这场危机的根源到底何在呢？我们认为，根源在于美国滥用美元的霸主地位，推动当代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具体表现在对其虚拟经济极其松懈的监管，以及美国经济政策的一系列失误。
美国贸易逆差：
赖不着中国高储蓄和高顺差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由来已久。从1982年至今（除1991年外），美国一直是经常项目逆差，而1982年中国外汇储备不到百亿美元，根本没有高顺差。所以，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中国的高顺差存在明显的时期差异，可以断定，两者并无因果关系，保尔森将美国贸易失衡归咎于中国，明显犯了低级错误。但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为什么美国能够保持长年累月的经常项目逆差，别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这一切都源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经常项目逆差已经成为美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存之道，因为美国在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同时，其金融项目持续顺差，二者基本保持平衡。对此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美国用其"独特的金融中介服务能力"换取其他国家的产品和劳务。用普通人的话说就是：美国用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换取各种进口商品和资源。这是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贯做法，无论是开始还是现在，均与中国高储蓄无干，因为中国几千来年人民就有省吃俭用的传统，美国人的低储蓄率也不过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美国政府以及华尔街的引导下才逐渐形成的。
1971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承诺兑换黄金。黄金储备成了美国对外提供美元的约束力量。当美元不再承诺兑换黄金之后，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只能购买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失去了约束，美元流往境外的速度加快，规模也越来越大。在1971年至1981年的１０年间，我们看到美国国际收支进入转型期。经常项目不再是持续顺差，逆差的年份快速上升，逆差和顺差各占5年；但是1982年以后，美国经济进入新的运行轨道，开始了持续经常项目逆差的时代，逆差规模从1982年的55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8000多亿美元，世界没有任何一个非国际本位货币国家可以这么做。
美元之霸：
不能只要权利不负责任
当尼克松先生1971年宣布不再用黄金储备兑换美元，从而击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时，保住甚至强化了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他可能没有预见到37年后，全世界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经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
1971年后，美国一方面支付美元，消费别国廉价的资源、商品和劳务；另一方面又在境外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美元债券和其他美元金融资产。这些庞大的美元资金必然部分流回美国。当然，流回的美元可以有多种用途――如投入教育、慈善、消灭贫困、甚至赈济全球灾民贫民等；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科技水平，强化美国制造业的优势，为美国和全球提供更多更好价廉物美的产品等；还可以大量投入虚拟经济的运作，形成一个又一个资产泡沫……不幸的是，美国人似乎选择了最后一个选项，甚至不惜牺牲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从1970年22.67％下降到2007年的11.7%，同期占比下降的还有农业、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批发和零售业的产值比例则略有下降；这期间产值占比增幅较大的产业主要是金融、保险、房地产服务业，以及职业服务与商业服务业，前者占比从14.63%，上升到20.66%，后者则从6.68%上升到12.16%，二者从美国经济中次要地位迅速上升为核心行业。到2007年底，二者占美国GDP的比例已达１/３。
在次贷危机前，美国标普500强企业总利润的25％至30％都是由金融服务产生的。在美国，消费零售企业的盈利不如其刺激消费的信用卡子公司的盈利，汽车制造商汽车销售的盈利不如其汽车贷款子公司的盈利，飞机制造商的盈利不如其飞机融资租赁子公司的盈利。"以钱生钱"，靠创造和炒作金融资产盈利，不出力不出汗，还可以迅速扩大利润。为什么会这样？一言蔽之：花的力气小，赚的利润高，分的收入多――这能让美国人不动心吗？显然，握着美元霸主权柄的美国人在享受权力的同时，没有记住自己的责任。
美国虚拟经济：
不管好还要惹大祸
更严重的是，美国人一错再错：一错是选择了过度虚拟化之路，再错是没有认真想好和管好如何"虚拟化"。
虚拟化经济必然造成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课题。但是，如果对虚拟经济进行认真监管，至少可以化解部分危机，使其处于局部范围内。然而，回顾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关键失误，不得不令人扼腕长叹。其一，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让市场上充斥了巨量、低成本的货币。其二，当这些货币冲向房地产时，美国人用次级抵押贷款、零首付等奇招予以利诱和推波助澜；当这些货币冲向CDO、CDS等衍生品时，简直如入无人监管之境，构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致富神话。1999年11月4日，美国就有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但直到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才不得不搞了一个金融监管改革蓝图。重市场业务、轻市场监管的意图和做派昭然若揭，如此反差之下，不发生金融危机倒是怪事了。美国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虚拟经济为主导的时代，一系列的政策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质的变化，美国人在制定新的经济政策时如果无视这一点，必将还要惹出大祸。
危机已经来临，美国完全不必要推脱责任，也推脱不了。相反，应该主动承担责任，并认真查找原因，找准原因就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如果混淆事实，横生枝节，致使国际合作受阻，必然使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而这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作者单位系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终于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其原因的探讨当然成为一个焦点。近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美国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卸任财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观点。保尔森将美国的金融危机归咎为全球经济失衡，并认为贸易顺差国如中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伯南克则宣称，中国的高储蓄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两种观点的基本逻辑就是，由于中国的高顺差和高储蓄，使得美国金融机构可以低成本地不断从中国人那里得到融资，从而进行金融创新活动，最终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这些观点之可笑简直不值一驳，但不驳一驳，它又会以讹传讹，遗害万里。在普通人看来，邻居借钱给你，你可以去发展生产创造财富，也可以去享受和豪赌。显然，美国人选择了后者。这也算了，现在却还要怪邻居当初为何借钱给他，邻居应该负责任！奇哉怪也。
更加严重的是，如果将责任推到中国头上，就必然掩盖真正的根源，这对全球战胜这场金融危机害莫大焉。因为只有真正找到了这场危机的客观原因，才能顺藤摸瓜解决问题，否则只能使形势更加危险。
那么，这场危机的根源到底何在呢？我们认为，根源在于美国滥用美元的霸主地位，推动当代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具体表现在对其虚拟经济极其松懈的监管，以及美国经济政策的一系列失误。
美国贸易逆差：
赖不着中国高储蓄和高顺差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由来已久。从1982年至今（除1991年外），美国一直是经常项目逆差，而1982年中国外汇储备不到百亿美元，根本没有高顺差。所以，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中国的高顺差存在明显的时期差异，可以断定，两者并无因果关系，保尔森将美国贸易失衡归咎于中国，明显犯了低级错误。但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为什么美国能够保持长年累月的经常项目逆差，别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这一切都源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经常项目逆差已经成为美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存之道，因为美国在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同时，其金融项目持续顺差，二者基本保持平衡。对此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美国用其"独特的金融中介服务能力"换取其他国家的产品和劳务。用普通人的话说就是：美国用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换取各种进口商品和资源。这是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贯做法，无论是开始还是现在，均与中国高储蓄无干，因为中国几千来年人民就有省吃俭用的传统，美国人的低储蓄率也不过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美国政府以及华尔街的引导下才逐渐形成的。
1971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承诺兑换黄金。黄金储备成了美国对外提供美元的约束力量。当美元不再承诺兑换黄金之后，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只能购买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失去了约束，美元流往境外的速度加快，规模也越来越大。在1971年至1981年的１０年间，我们看到美国国际收支进入转型期。经常项目不再是持续顺差，逆差的年份快速上升，逆差和顺差各占5年；但是1982年以后，美国经济进入新的运行轨道，开始了持续经常项目逆差的时代，逆差规模从1982年的55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8000多亿美元，世界没有任何一个非国际本位货币国家可以这么做。
美元之霸：
不能只要权利不负责任
当尼克松先生1971年宣布不再用黄金储备兑换美元，从而击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时，保住甚至强化了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他可能没有预见到37年后，全世界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经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
1971年后，美国一方面支付美元，消费别国廉价的资源、商品和劳务；另一方面又在境外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美元债券和其他美元金融资产。这些庞大的美元资金必然部分流回美国。当然，流回的美元可以有多种用途――如投入教育、慈善、消灭贫困、甚至赈济全球灾民贫民等；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科技水平，强化美国制造业的优势，为美国和全球提供更多更好价廉物美的产品等；还可以大量投入虚拟经济的运作，形成一个又一个资产泡沫……不幸的是，美国人似乎选择了最后一个选项，甚至不惜牺牲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从1970年22.67％下降到2007年的11.7%，同期占比下降的还有农业、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批发和零售业的产值比例则略有下降；这期间产值占比增幅较大的产业主要是金融、保险、房地产服务业，以及职业服务与商业服务业，前者占比从14.63%，上升到20.66%，后者则从6.68%上升到12.16%，二者从美国经济中次要地位迅速上升为核心行业。到2007年底，二者占美国GDP的比例已达１/３。
在次贷危机前，美国标普500强企业总利润的25％至30％都是由金融服务产生的。在美国，消费零售企业的盈利不如其刺激消费的信用卡子公司的盈利，汽车制造商汽车销售的盈利不如其汽车贷款子公司的盈利，飞机制造商的盈利不如其飞机融资租赁子公司的盈利。"以钱生钱"，靠创造和炒作金融资产盈利，不出力不出汗，还可以迅速扩大利润。为什么会这样？一言蔽之：花的力气小，赚的利润高，分的收入多――这能让美国人不动心吗？显然，握着美元霸主权柄的美国人在享受权力的同时，没有记住自己的责任。
美国虚拟经济：
不管好还要惹大祸
更严重的是，美国人一错再错：一错是选择了过度虚拟化之路，再错是没有认真想好和管好如何"虚拟化"。
虚拟化经济必然造成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课题。但是，如果对虚拟经济进行认真监管，至少可以化解部分危机，使其处于局部范围内。然而，回顾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关键失误，不得不令人扼腕长叹。其一，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让市场上充斥了巨量、低成本的货币。其二，当这些货币冲向房地产时，美国人用次级抵押贷款、零首付等奇招予以利诱和推波助澜；当这些货币冲向CDO、CDS等衍生品时，简直如入无人监管之境，构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致富神话。1999年11月4日，美国就有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但直到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才不得不搞了一个金融监管改革蓝图。重市场业务、轻市场监管的意图和做派昭然若揭，如此反差之下，不发生金融危机倒是怪事了。美国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虚拟经济为主导的时代，一系列的政策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质的变化，美国人在制定新的经济政策时如果无视这一点，必将还要惹出大祸。
危机已经来临，美国完全不必要推脱责任，也推脱不了。相反，应该主动承担责任，并认真查找原因，找准原因就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如果混淆事实，横生枝节，致使国际合作受阻，必然使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而这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作者单位系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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