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2月04日10:24 来源：
去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扩散，使得人们对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该体系的主要弊端体现在：美元处于垄断和霸权地位；少数国家（G7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严重缺失。多位中外专家均认为金融危机为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提供了一个契机。不过，基于客观和现实的考虑，多数人认为更有可能是进行局部改良而非"彻底颠覆"。 推荐阅读 美元垄断地位应被打破
众所周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由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组成。从国际货币体系来看，美元作为统一结算货币，对维持全球贸易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带来了世界经济的空前发展。
但是，《环球财经》杂志总编、汇率专家向松祚对记者表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存在3个缺陷，即美元本位制没有约束、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增加的机制、美元本位制不对称。在美元本位制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是通过美国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调节机制是浮动汇率，最后贷款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联储，金融危机的解决机制是IMF发放的贷款，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无节制造成了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远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泡沫金融的崩溃和危机的发生。当前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出台更强有力的全球性危机对策已迫在眉睫。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石俊志认为，在创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时，应以区域性货币为基础逐渐形成世界货币体系取代基于一国信用的美元，以此减少发展中国家反复被盘剥的不利局面。
谈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时，中国驻IMF执行董事葛华勇最近指出，近期目标是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推动实现国际货币的多元化；长远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
"从近期看，目前美元的地位还没有任何货币可以替代，但这次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区域共同货币如欧元的地位，对实现国际货币多元化将产生推动作用。目前货币多元化的主要障碍是没有第三极货币，不能形成国际货币的竞争格局。对此，一个可以考虑的替代方案是，借鉴当年欧洲货币单位在政府债券市场和私人债券市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研究改革特别提款权（SDR）的分配与发行规则，扩大其规模和使用范围，使其逐渐成为国际货币的一极。在这方面，应推动IMF有所作为。"葛华勇如是说。
同时，他还建议中国应多途径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极。具体包括：通过人民币区域化积聚竞争实力，迂回实现国际货币的目标；在人民币经常账户可兑换框架下，借鉴二战后欧洲清算联盟的相关经验，允许有关国家央行在人民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在双边经常账户余额限度内进行人民币的买卖和与储备管理相关的投资活动；创造条件，推动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之一。从数量指标看，这在近期是有可能实现的。当2010年重新确定SDR篮子货币的构成时，如果现行方法和指标不变，人民币超过日元和英镑的可能性很大，剩下的障碍就看人民币是否及何时实现完全可兑换。
改善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结构
再看现行的、由少数国家（G7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体系。该体系既与当前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又缺乏对储备货币发行国行为的制衡机制，造成现行国际金融组织的决策难以反映大多数成员的利益。
以IMF为例。根据IMF驻华首席代表维韦克・阿罗拉的介绍，IMF与世界银行都是根据1944年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创建的多边金融组织。美国是IMF中份额最大的国家，占到17%以上。因IMF所有重大决策都需要获得80%以上的投票权才能通过，且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所有重大问题如果美国不同意就不行。不过，所有欧洲国家加在一起共占有40%以上的份额，超过了美国。
上述情况是二战后的现实决定的，当时美国作为最大的胜利者主宰了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然而，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由美国主导变为多极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尽管如此，IMF执董会在2003年1月30日完成的第12次份额总检查却未对份额进行任何调整，其结果是IMF份额分配格局与世界经济版图格局的差异日益扩大。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表示，当时中国的份额只有2.94%，韩国、墨西哥、土耳其分别只有0.76%、1.2%和0.45%；包括日本在内，进入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前20名的亚洲国家总共只有3个，而亚洲国家2003年的产出占到全球总额的22%，比其在IMF的投票权比例高出约1/3；由于基本票太少，低收入国家的声音在IMF决策中常常遭到漠视。
因此，梅新育认为，增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顺理成章地成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如此，他还补充说，对于把持IMF事务的西方国家而言，因权利遭到过分漠视的很多发展中成员国缺乏配合基金组织主导的行动的积极性，且东亚国家恰恰拥有可以不求助于基金组织的实力，而是通过区域金融合作建立、发展区域内"最后贷款人"机制，这种结果反过来也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利益。
曾担任中国驻IMF执行董事的中国人民银行参事魏本华说，目前对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存在三大立场，现有体系的既得利益者美国希望维持现状，顶多修修补补；欧洲将本次危机视为挑战美国金融主导地位的最有利时机，力促改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改革增加发言权。魏本华表示，最好通过联合国来推行改革，使192个联合国成员国都能够参与到改革中。他还认为，最现实的做法是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而不是完全改变现有体系。为达此目的，可考虑扩大IMF资本金使其能够在必要时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而在增加资本金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有权提供更多的份额，从而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葛华勇也认为，不能寄希望在短期内对现行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改革方向比较现实的可能是进行局部改良。近期目标应该是打破G7的统治地位，改善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提高透明度。长期目标应该是使IMF成为最后贷款人，负责全球统一货币的发行和管理。
目前，联合国已成立了一个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工作小组，IMF推进的"份额和发言权改革"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2006年9月18日举行的IMF新加坡年会上，IMF执董会提出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提案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已从第八位提高到第六位，墨西哥从第十九位提高到第十六位，韩国提高到第十九位，土耳其则从第四十二位上升到第三十六位，四国份额增量占总量的1.8%。而位居第一的美国份额则减少了0.304%，位居第二的日本减少0.109%。这是这项改革第一阶段所取得的一大成果。
尽管基金组织的改革正在推进，梅新育认为，中国在IMF改革进程中仍然面临着三重考验，即：为本轮基金组织内部治理改革争取尽可能合理的结果；坚持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和基金组织的基本职能，避免承担超越自己能力的、不公正的额外义务；如何提高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
事实上，IMF所进行的第一阶段改革对基金组织内部治理的改善程度是有限的，中国和韩国的份额仍然分别只有3.79%和1.37%。梅新育认为，中国还需要积极推动改革在未来3个阶段继续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尽管肯定会遇到不可低估的阻力。不仅美欧发达国家会竭力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会出于各种目的阻止中国发言权的上升。
据悉，在2006年年会表决中，182个IMF成员中有23个投了反对票，其中包括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
在增进国际合作基础上加强监管
关于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备受指责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葛华勇表示，该体系存在着严重缺失，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的国别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他认为改革的近期目标应该是在扩大和深化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加强母国监管，长期目标则是建立统一的入市标准和资本要求，建立有全球性权威的单一或联合监管机构。
目前，金融稳定论坛、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已经从各自专业领域提出了诸多改进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建议。葛华勇表示，各国监管当局应结合本国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机构状况研究和适当采纳这些建议，加强母国监管。
从国际合作和制度建设的角度，葛华勇还建议近期可从以下方面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一是应尽快扩大和提高巴塞尔委员会、金融稳定论坛以及其他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专业性组织或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和代表性；二是按照"共同制定和共同实施"及"适当兼顾差异"的原则，重新修改制定有关国际标准和准则，增强其内容的普适性，促进实施的自觉性，可考虑按照金融机构国际化的程度分类建立不同的资本充足率标准等；三是成立联合机构，或赋予现有机构如巴塞尔委员会或金融稳定论坛相应的权力，加强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衍生金融产品市场、信贷评级机构、对冲基金行业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监督，在此基础上将母国监管与全球监管结合在一起。
【作者：记者 袁蓉君 来源：金融时报】 (责任编辑：和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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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垄断地位应被打破
众所周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由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组成。从国际货币体系来看，美元作为统一结算货币，对维持全球贸易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带来了世界经济的空前发展。
但是，《环球财经》杂志总编、汇率专家向松祚对记者表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存在3个缺陷，即美元本位制没有约束、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增加的机制、美元本位制不对称。在美元本位制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是通过美国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调节机制是浮动汇率，最后贷款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联储，金融危机的解决机制是IMF发放的贷款，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无节制造成了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远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泡沫金融的崩溃和危机的发生。当前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出台更强有力的全球性危机对策已迫在眉睫。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石俊志认为，在创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时，应以区域性货币为基础逐渐形成世界货币体系取代基于一国信用的美元，以此减少发展中国家反复被盘剥的不利局面。
谈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时，中国驻IMF执行董事葛华勇最近指出，近期目标是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推动实现国际货币的多元化；长远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
"从近期看，目前美元的地位还没有任何货币可以替代，但这次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区域共同货币如欧元的地位，对实现国际货币多元化将产生推动作用。目前货币多元化的主要障碍是没有第三极货币，不能形成国际货币的竞争格局。对此，一个可以考虑的替代方案是，借鉴当年欧洲货币单位在政府债券市场和私人债券市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研究改革特别提款权（SDR）的分配与发行规则，扩大其规模和使用范围，使其逐渐成为国际货币的一极。在这方面，应推动IMF有所作为。"葛华勇如是说。
同时，他还建议中国应多途径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极。具体包括：通过人民币区域化积聚竞争实力，迂回实现国际货币的目标；在人民币经常账户可兑换框架下，借鉴二战后欧洲清算联盟的相关经验，允许有关国家央行在人民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在双边经常账户余额限度内进行人民币的买卖和与储备管理相关的投资活动；创造条件，推动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之一。从数量指标看，这在近期是有可能实现的。当2010年重新确定SDR篮子货币的构成时，如果现行方法和指标不变，人民币超过日元和英镑的可能性很大，剩下的障碍就看人民币是否及何时实现完全可兑换。
改善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结构
再看现行的、由少数国家（G7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体系。该体系既与当前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又缺乏对储备货币发行国行为的制衡机制，造成现行国际金融组织的决策难以反映大多数成员的利益。
以IMF为例。根据IMF驻华首席代表维韦克・阿罗拉的介绍，IMF与世界银行都是根据1944年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创建的多边金融组织。美国是IMF中份额最大的国家，占到17%以上。因IMF所有重大决策都需要获得80%以上的投票权才能通过，且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所有重大问题如果美国不同意就不行。不过，所有欧洲国家加在一起共占有40%以上的份额，超过了美国。
上述情况是二战后的现实决定的，当时美国作为最大的胜利者主宰了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然而，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由美国主导变为多极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尽管如此，IMF执董会在2003年1月30日完成的第12次份额总检查却未对份额进行任何调整，其结果是IMF份额分配格局与世界经济版图格局的差异日益扩大。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表示，当时中国的份额只有2.94%，韩国、墨西哥、土耳其分别只有0.76%、1.2%和0.45%；包括日本在内，进入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前20名的亚洲国家总共只有3个，而亚洲国家2003年的产出占到全球总额的22%，比其在IMF的投票权比例高出约1/3；由于基本票太少，低收入国家的声音在IMF决策中常常遭到漠视。
因此，梅新育认为，增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顺理成章地成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如此，他还补充说，对于把持IMF事务的西方国家而言，因权利遭到过分漠视的很多发展中成员国缺乏配合基金组织主导的行动的积极性，且东亚国家恰恰拥有可以不求助于基金组织的实力，而是通过区域金融合作建立、发展区域内"最后贷款人"机制，这种结果反过来也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利益。
曾担任中国驻IMF执行董事的中国人民银行参事魏本华说，目前对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存在三大立场，现有体系的既得利益者美国希望维持现状，顶多修修补补；欧洲将本次危机视为挑战美国金融主导地位的最有利时机，力促改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改革增加发言权。魏本华表示，最好通过联合国来推行改革，使192个联合国成员国都能够参与到改革中。他还认为，最现实的做法是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而不是完全改变现有体系。为达此目的，可考虑扩大IMF资本金使其能够在必要时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而在增加资本金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有权提供更多的份额，从而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葛华勇也认为，不能寄希望在短期内对现行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改革方向比较现实的可能是进行局部改良。近期目标应该是打破G7的统治地位，改善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提高透明度。长期目标应该是使IMF成为最后贷款人，负责全球统一货币的发行和管理。
目前，联合国已成立了一个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工作小组，IMF推进的"份额和发言权改革"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2006年9月18日举行的IMF新加坡年会上，IMF执董会提出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提案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已从第八位提高到第六位，墨西哥从第十九位提高到第十六位，韩国提高到第十九位，土耳其则从第四十二位上升到第三十六位，四国份额增量占总量的1.8%。而位居第一的美国份额则减少了0.304%，位居第二的日本减少0.109%。这是这项改革第一阶段所取得的一大成果。
尽管基金组织的改革正在推进，梅新育认为，中国在IMF改革进程中仍然面临着三重考验，即：为本轮基金组织内部治理改革争取尽可能合理的结果；坚持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和基金组织的基本职能，避免承担超越自己能力的、不公正的额外义务；如何提高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
事实上，IMF所进行的第一阶段改革对基金组织内部治理的改善程度是有限的，中国和韩国的份额仍然分别只有3.79%和1.37%。梅新育认为，中国还需要积极推动改革在未来3个阶段继续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尽管肯定会遇到不可低估的阻力。不仅美欧发达国家会竭力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会出于各种目的阻止中国发言权的上升。
据悉，在2006年年会表决中，182个IMF成员中有23个投了反对票，其中包括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
在增进国际合作基础上加强监管
关于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备受指责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葛华勇表示，该体系存在着严重缺失，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的国别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他认为改革的近期目标应该是在扩大和深化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加强母国监管，长期目标则是建立统一的入市标准和资本要求，建立有全球性权威的单一或联合监管机构。
目前，金融稳定论坛、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已经从各自专业领域提出了诸多改进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建议。葛华勇表示，各国监管当局应结合本国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机构状况研究和适当采纳这些建议，加强母国监管。
从国际合作和制度建设的角度，葛华勇还建议近期可从以下方面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一是应尽快扩大和提高巴塞尔委员会、金融稳定论坛以及其他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专业性组织或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和代表性；二是按照"共同制定和共同实施"及"适当兼顾差异"的原则，重新修改制定有关国际标准和准则，增强其内容的普适性，促进实施的自觉性，可考虑按照金融机构国际化的程度分类建立不同的资本充足率标准等；三是成立联合机构，或赋予现有机构如巴塞尔委员会或金融稳定论坛相应的权力，加强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衍生金融产品市场、信贷评级机构、对冲基金行业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监督，在此基础上将母国监管与全球监管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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