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http://www.jrj.com 2009年01月15日 15:33 《长江》 【字体：大 中 小】【页面调色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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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财政税收增加了31％，今年从前三个季度来看可能更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门都有创制税费的权力，行政部门层出不穷推出新税、新费。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钱，让民间分享的就会越少，最终产业结构更为重工业化，民营企业动力不足，而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中国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进下一步改革目标的阶段，要改变增长方式，增加企业活力与拉动内需，必须大规模减轻企业和民众税负。从历史上看，盛世的出现必须做到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
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
（《政府规模有多大》，陈志武，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政府规模有多大》，陈志武，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
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 "最大"规模。
（《政府规模有多大》，陈志武，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应该考虑大规模减税
税收应该考虑刺激企业的发展。因为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
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陈志武，11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
在分析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时，不能只看政府财政税收有多少，而且也应该把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的总额包括进去，这两者的总和占GDP的比重才跟私有制国家的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具有可比性，否则会低估中国政府收入的水平。
一个庞大的社会可能带来很多问题，如果这样下去，中国没办法称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钱，政府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多，让民间分享的就会越少，最终在经济上会表现为产业结构更为重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说到底，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让人民对政府更加没有约束力、没办法给老百姓一个伸张自己权利的经济基础，让一方可以随意用权、另一方只有收受的份，两边没有谈判的空间。这从根本上有悖于多年主张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面对经济难题，应为居民和企业减税、退税》，陈志武，7月14日《新京报》）
中国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进下一步改革目标的阶段：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可以考虑大规模减税。我最近看了福布斯全球竞争力的排名：中国的税负大概排在世界的第三或第四名。
这个指数水平相当高。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税负和企业税负确实不低。为什么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经受了滞胀两座大山的压力下能够重新振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
如果与世界横向比较，中国企业的负担在世界上是比较重的。很重要的是中国各种各样的税收，包括各种各样间接的负担，使得中小企业的成本相当高。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员工有一些保障，这些保障实际上政府是需要承担一部分，现在越来越多的责任是由企业来承担，比如说"三险一金"，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企业来交的，这部分能否政府更多的承担，来减轻企业压力。现在为什么要采取减税政策？因为减税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减轻一部分的运营成本。
（《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梅建平，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要激活个人消费能力和企业投资，第一需要政府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就是说要把通货膨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降下来。第二政府要采取大规模的减税政策来刺激经济。政府要把更多的钱放在老百姓的口袋里。过去10年以来，基本上每一年的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政府在整个国民经济，在GDP当中所赚取的部分越来越大，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是相当不利。要把财政收入与GDP的平衡增长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定下来，限制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
（《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梅建平，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本在1973年、1974年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由于大量外贸的顺差，使得日元在很短时间大幅升值，日本企业实际上也是面临巨大的压力。美国的很多企业，在1979年、1980年的时候，如果向银行借钱，需要承担20％的利息，它们怎么能够生存？
如果政府不给企业一些资源，通过减税把钱放回到企业的口袋里面，让他们做产业升级换代、建立销售渠道，创立名牌是很难实现的。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大企业也是一样，同样面临更新换代、产业升级、创造品牌，建立世界性的销售渠道这样的挑战。减税是使企业提升长期国际竞争力的一种现实路径。我们不能永远只做劳动密集的鞋子、袜子、打火机。
（《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梅建平，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首先，最重要的应该是降低企业营业税税率。中国企业的税负高的离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管企业赚钱不赚钱，只要有销售收入就要纳税。税收应该考虑刺激企业的发展。因为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目前可以考虑大幅度的调低营业税税率，即使减半也可以考虑。
另外，我认为所得税税率还是比较高。25％的企业所得税是不是可以考虑降到20％？个人所得税也应该考虑下降，我认为起征点可以提高，这样可以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负担。为了鼓励投资，我认为45％的最高收入税率也应该考虑降下来。
（《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梅建平，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税制改革与经济发展
拿征税作为经济调控、不强调征税后对老百姓的服务回报，那都是对私人财产的摄取。
过去这么多年中国改革的重心都放在了经济领域，没有在根本政治制度上进行实质性改革，我认为目前中国最需要改革的领域之一是：政府部门增加税种和税率的权力没有受到实质性约束，应该改革为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税率的权力，征税权至少也要放回到人大常委会的层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门都有这个权力。这样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行政部门层出不穷推出新税、新费，去年财政税收增加了31％，今年可能更多，这样下去对于企业还怎么去谈激励？如果有一天每赚一元钱就有五角钱上缴给国家的话，企业还怎么活？而且在个人层面上还有这么高的个人所得税，这样大家都在为抽象的"国家"干活。
只有在老百姓从税赋中得到相配的政府服务回报时，那种税赋才是合理合法的。拿征税作为经济调控、不强调征税后对老百姓的服务回报，那都是对私人财产的摄取。这即是为什么必须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掌握征税权。
（《面对经济难题，应为居民和企业减税、退税》，陈志武，7月14日《新京报》）
财政政策方面，要一视同仁地给各个行业减税，包括给老百姓减税。
在货币政策方面，让利率水平和通胀持平，或者高过通胀，调整为正利率。不应当通过行政手段控制总贷款额，应当通过利率手段控制信贷，一致性地限制和约束企业的贷款行为，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以此来控制信贷总量。
很多人对"二次分配"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当然经济学教科书上都会说税收是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的工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有一个基本前提假设的，那就是政府花钱的过程、预算的过程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是有实质民主监督问责的，这样才有制度基础。
但是现在中国对预算没有实质民主监督，也没有媒体参与的广泛公开讨论。脱离健全的公共财政监督制度，单纯谈"二次分配"就没有意义，就只能是一种梦想。
（《面对经济难题，应为居民和企业减税、退税》，陈志武7月14日《新京报》）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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