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财政厅厅长齐守印―― 公共财政体制重在"依责赋权" 按照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对于公共经济活动主体而言，责任是第一位的，权力是为履行责任服务的。因而，在研究制定公共经济体制时，单纯强调事权、财权划分，实际上是过于专注权力的表现。应当坚持责任划分与权力划分并举，而且以责任的科学配置为前提，奉行"依责赋权"原则。 长期以来，人们把财政体制狭隘地归结为政府间纵向的财政关系，而将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之间以及各个行政部门之间的财政管理责权划分置之度外，这是一种极其片面的理解。事实上，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之间以及各个行政部门之间的财政管理责权划分科学与否，对公共财政管理效率高低有着极大关系。依据这种理论认识，经过努力，河北省2005年初以省政府规章颁布的《河北省省级预算管理规定》，对政府与财政、财政与其他主管部门之间的财政管理责权进行了系统而明晰的界定。这是基于对公共财政体制的完整理解而自觉进行的一项公共财政体制创新。同时，在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方面，着眼于破除政企不分的弊端和增强体制的规范性，我们于2002年按照简明规范的原则对省与市县税收收入划分进行了比较彻底地改革，省级只按不同比例分享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着眼于强化各地区竞相发展经济的动力机制。 河北省对省以下政府间财政体制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财政收入划分，而是十分重视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的科学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的科学化。经过几年持续努力，我们参照财政部颁发的政府支出科目，初步制定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整体方案，并从4类12项支出责任着手进行改革试点，主要倾向是通过改革使支出责任与收入权力同步下移，相应减少、简并省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既增加市县政府财政自主权，也有利于省级政府集中财力办大事，这都有利于提高财政效率和效益。 从理论上考察，政府间纵向财政体制有三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部分构成的有机体系，其中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是基础和前提，政府间收入划分是重要环节，政府间转移支付则是实现各级政府财政能力与支出责任平衡和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手段。我们正在致力于通过有计划、分步骤地改革创新，以求逐步实现省内纵向财政体制全面科学化，以便更加充分而有效地发挥财政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 公共财政的灵魂是社会公共需要 过去我们认为财政体制改革的对象就是生产建设财政，即从生产建设财政走向公共财政。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生产建设退不掉，因为很多生产建设项目属于公共服务范畴。有人后来提出公共财政的改革对象是计划经济财政，言下之意是，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产物，但在计划经济下，社会福利设施，公共设施不具备公共性？所以将计划经济财政和市场经济财政对立起来也不行。去年开始，有人把公共财政定义为民生财政，认为财政向民生倾斜就是公共财政，但公共财政恐怕也不能只管民生不管其他。 事实上，不能把公共财政当作纯学术概念，它是基于中国改革这片土壤举起来的一面旗帜，更多带有实践特色。这一点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收支格局可以看出来。 1978年的数据表明，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86.8%来自国有经济，12.7%来自集体经济，财政支出的40.3%投向基本建设。当时的财政运行格局为：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部门，取自家之财；支出，主要投向国有部门，办自家之事；政策，倾向于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搞"区别对待"。财政体制机制表现为国有制财政、城市财政、生产建设财政。 但到了2007年，国有经济占GDP比重为20%，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9.2%来自国有企业，1.6%为集体企业；支出不再局限于国有经济。财政运行格局所呈现的变化表现为：由"取自家之财"到"取众人之财"，由"办自家之事"到"办众人之事"，由在"自家"与"他家"之间搞"区别对待"到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国民待遇"。财政体制机制表现为：多种所有制财政、城乡一体化财政、公共服务财政。 概而论之，改革开放30年财政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其覆盖范围的不断拓展上，并逐步实行财政的无差别待遇。 因此，公共财政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旨的财政制度安排，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公共财政建设是以公共化为取向的财政制度变革，其灵魂是社会公共需要。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 中国正走向预算国家 从理论上观察，建国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分为三个阶段：1949至1984年为"领地"国家；1985年至1998年，税收国家；1999年至今转向预算国家。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财政体制好似"领地"国家，主要表现在，企业按块块或条条上缴利润，而不是依据其经营活动向国家缴税，国营企业上缴的工商税收和利润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这样的体制下，国营企业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而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改革开放初期的承包制也带有领地国家的色彩。 从1983年开始，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了两步利改税，主要是对盈利的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即把企业过去上缴的利润大部分改为用所得税的形式上缴国家，财政体制由"领地"国家转变为税收国家。 1999年以后，中国逐步具备了预算国家的两个特点――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财政体制也开始转向预算国家。 从财政统一来看，1998年至今，我国预算外资金管理向非税收入管理转变，如全面清理整顿收费基金，加快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建设等；预算监督也有进展，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98年12月设立了预算工作委员会，地方人大常委会也成立预算工作委员会。 但是，目前中国预算制度仍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财政统一方面。缺少一个覆盖所有政府收支的、完整统一的公共预算。主要是非税收入管理政出多门，尚未完全纳入预算管理，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第二，预算监督方面。目前人大能够看到的部门预算只是一部分，还看不到全部130多个一级预算单位的预算；政府提交人代会审查的报告过于笼统；目前许多地方预算外收支未列入人大审批范围。 刚才听齐厅长介绍，河北财政自1998年对预算管理进行改革以来，预算内容覆盖了所有财政性资金，并且细化预算编制，部门预算将公共资金使用计划细化编制到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实行全过程绩效管理。这样的成绩是值得祝贺的。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 公共财政应具备四个基本特征 在人类社会进步到出现剩余产品以后，就产生了所谓原始财政。出现阶级和国家以后，是对公共财政的第一次否定，等发展到资本主义，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理论，并且使用这样一套理论来处理财政问题的时候，至少在形式上出现了向公共财政的复归。集中了人类社会先进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政，应该往里面加入越来越多的实质性内容。但无论社会如何演变，社会权力中心始终都会存在，因此也都需要公共资源配置，都有实行公共财政的必要。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历的财政转型，就是顺应着经济社会转轨和政府职能转变，越来越培育和发展公共财政的一些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公共财政必须把满足公共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和基本目标，而不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意识形态的东西。 第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就必须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中间牵涉到市场与公共产品之间的边界问题，并且随着经济与技术条件的进步，这个边界是不断变动的。 第三，一定要解决决策和监督的长效机制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发展公共经济，就必须创建以公民权利平等和政治权利制衡为基础的规范的公共政策决策和监督机制。 第四，公共财政作为公共经济的核心或者枢纽系统，必须要找到适当的运行载体。这个运行载体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预算。预算必须要有完整性、透明性，再加上其他的制度建设，公共意愿就可能逐步参与。从评头论足开始，到规范性的公共选择，然后就可以有实质性的经过立法机关审批的严肃的预算形式。在审批之后，预算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文件，并得到严格地执行，这样就可以进而追求绩效，可以问责。 
《中国财经报》社总编辑姚中利博士―― 走弯路源于理论不清晰 围绕公共经济这一理论问题进行研讨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我们在有些事情上走了很多弯路或者思路不清，其背后就是理论的不清晰。就此，我想谈三点问题。 第一，什么叫"大事"。我们现在总是说要集中财力办大事，那么什么是大事，怎么评价大事？特别是在财政总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各级政府要办的"大事"越来越多，需要的资金量也越来越大，但必须有个评价标准。最近我国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地方政府也都规划了一些大事，这对度过眼前经济困境有好处，但具体到每一项"大事"，它是不是对长远发展、科学发展有好处？ 第二，绩效怎么评价。我觉得我们目前所说的绩效在一定程度上是功利化的绩效，缺乏一种人文的内涵。实际上有些东西没法形成量化的绩效。拿基础理论研究这块儿来说，北大的陈岱孙教授，只有一本书，按照现在所谓绩效标准，恐怕连副教授都评不上。在我们整个的改革进程当中，特别是下一阶段的攻坚，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搞透彻，成本就会特别巨大。 第三，我们需要新的国富论。在中国，财富的积累始终是一个问题，这里是"泛财富"的概念，包括知识、经验、劳动力等。像西欧一些国家在近代以前很穷，但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财富积累机制，但在中国一些地方，财政在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以后，却没有实现真正的财富积累。比如说在城市建设中，我们花了很多钱把旧建筑拆掉，最后发现新建筑还不如旧建筑有价值，这在城市化进程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样还怎么来建设？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经济理论可能会对这种具有挑战性的难题作出一些贡献。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教授―― 公共价值：21世纪财政理论新标杆？ 始于19世纪中叶、并且至今依然是国际和我国国内的主流财政学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导致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导致了公共部门的存在和发展以便"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这便是所谓的"标准财政学"。但是，这一传统的公共管理范式，自上世纪80年代遭到开始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新范式的挑战，他们将市场化理念和实践引入公共领域，在美国掀起新公共管理运动。公共服务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合同、定价等市场化的网络组织、而不是通过传统的权威来实现。公共服务市场正在变成一个有组织的、靠规则来运行的市场。 但同时，市场失灵理论也遭遇了另一个方向的挑战与反思，这就是公共管理的最新范式――公共价值理论。他们认为，市场失灵理论是"黑板经济学"，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演，是为了对抗自由经济学而产生的，但其理论基础是含糊的。实际上，很难划清市场和公共领域的边界。同时，这一理论对所谓新公共管理运动背后的泛市场化理念也持反对态度，他们提出要以公共价值作为包括财政管理在内的政府管理的最终目标。 这一新的理论对于我国的财政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国内目前正推行的绩效预算来说，其理论基础、基本方法究竟是什么？实际并不清楚。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亚洲开发银行强调，绩效预算应该是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要看结果是不是符合公共目标，而不是单纯的所谓绩效。这里凸显了向公共部门价值的回归，它既不是传统的自由市场也不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念。 因此，公共价值理论是对"标准财政学"的挑战，是财政学的新思维，它对于我们重新思考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对于以市场失灵作为基础的财政学还能否指导我们的财政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思考起点。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思考这一问题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副司长向东―― 财政改革不能一刀切 在工作中，对于这些年财政改革的推进、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有着非常深切的感受。特别是联想到今年，对于我国来说确实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年初有南方的雨雪冰冻灾害，年中有汶川大地震，年尾有美国的金融危机。这些不利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冲击。由于有比较雄厚的财力，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才能不"发怵"。而且，很多以前没有办到的大事，像 解决出口退税欠税、普九债务、粮食企业的挂账等，如果说没有财政这几年的大幅增收作基础，很难做到。 从财政改革来看，近年来每年都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如农村税费改革大踏步地推行、实行全部免费的义务教育、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改革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统一内外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也在不断推进。 同时，在实践中，很多改革还需要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比如说省直管县，事权的划分、财权事权的明晰，河北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不是要在全国大面积推开省直管县？作为设区市的中间层次怎么办？再比如乡财县管，在很多地方乡里没有财政架构，而在像广东虎门这样的地方，一个镇（乡）的财政所一年有15亿的财政收入，这个地方实行县直管恐怕就不现实。所以我觉得还得从实际出发，不能一刀切。 再比如，十七大提出，要围绕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来推进公共财政体系建设。那么，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是什么，有些量化标准可能是走了极端，但有些方面我们又没有量化，这样，基层做起来没有抓手。 这些问题在理论上也许并不复杂，但在实践中怎么去做，非常需要通过探索总结经验，否则改革难免停留在口号上。 
《中国财政》杂志社总编辑傅东―― 绩效评价的关键是指标体系 1982年的时候，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很小，每年仅有二三千亿元，各部门单位需要钱，发展事业也需要钱，但可分配财力十分有限，财政系统上上下下都很苦恼；现在财政收入达到五六万亿元，还是苦恼，只不过愁的是钱好像花不出去，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要"找项目"、"编预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应该不是我们真的有钱没有地方花，而是项目预算编制还比较粗糙，以及怎么编制、效益怎么样、谁来监督、怎么向社会公布等这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赴澳大利亚的绩效预算培训班，造访了澳大利亚财政部、国库部以及当地一些大学等机构。人家告诉我们，你们需要的东西网上都有，都是公开的，不用跑这么远来学，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你们翻译成中文。我们回国半个多月后，收到了一个半麻袋大的邮包，是澳大利亚那边寄来的，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这说明国外预算除涉及国家秘密外，是完全公开的。 另外就是绩效的问题。在2000年的时候我搞过一段时间绩效预算，当时财政部有关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绩效评价需要有一套非常准确的指标体系，但这套体系很难制定。在实际操作中，有些领域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好一些，比如学校里面，生均定额指标等，很具体。但是像体育、文化就非常难，尤其是文化，在各口之间很难弄出一个合理的定额，很难有一个特别完整的、能把所有部门都框进去的体系。国家财政拨款涉及到纳税人的权益，确实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检测系统，但是怎么才能有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又确实很难。做好这一工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我国财政事业的发展都大有好处。 
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白景明―― 财政应专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 在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当中，有一种担心是，如果我们不使用采取大力度的举措，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大幅掉落，甚至掉到6%以下。实际上，从中国经济当前的基本走势和基本特征来分析，这样的判断是不成立的。 中国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两年外，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7%以上。进入本世纪以来，一直在9%以上，从当前经济基本面来看，没有出现大的危机或者衰退的迹象。 还可以从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来看。 中国是一个内需潜力很大的国家。单从与人口相关的基本消费来看，我们的经济不会出现大的滑落。我们每年要消费3亿吨粮食，8000多万吨肉类，对工业品的需求也很大，很多都是世界第一。我们的市场规模非常大，在单个国家经济体里是非常大的，因此消费需求也很大。 中国的投资需求非常强烈。由于近几年的宏观调控，很多项目计划都压在发改委等部门，一个项目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各地的投资冲动很强烈。在目前中央投资计划的刺激下，各地政府规划的投资规模已经达到十多万亿元。这里面还没有包括企业的投资计划。所以，扩大内需确实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也是中国经济活力的根源。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对当前的扩大内需进行引导，积极财政政策也应发挥自身作用。核心问题是要保障公共产品的充足供应。实际上，过去我们没有实行过真正从紧的财政政策，目前也不必为了刺激需求过度介入企业投资。因此，中央这次提出保民生提消费的扩大内需战略，是非常正确的。财政应该专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这样也可以防止财政风险的积累。 
审计署财税海关审计局副局长赵保林―― 将部门预算变为公众财政 近年来的"审计风暴"发现不少问题，但屡查屡犯，"按下葫芦起来瓢"，为什么？根本原因是约束这些主观行为的公共财政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和完善起来。 目前来看，应该抓紧做好以下工作： 公开部门预算，接受群众监督。要将建立公开透明的部门预算作为实行政务公开、建设透明政府的重要内容。当然，在实行公开制度前，要将部门、单位的所有收支纳入预算管理，保证部门预算的完整性。除国家机密和特殊部门及特殊事项外，年初各部门的预算分配标准、各项收支预算及年终收支结果、资产负债状况都应向社会公布。什么时候部门预算变成公众财政，我们的目标就实现了。 实行绩效考核，严格责任追究。现在的突出问题是责任不清，违法成本低。要将依法、自律作为考核部门绩效水平的先决性条件，把部门预算管理、财务管理和遵守财经纪律、使用财政资金效率效果情况列作部门绩效考核首要的、基础性指标。同时，将部门预算执行责任作为行政问责的重要内容，依法、依纪惩处违法违纪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及时公布问责结果，切实取信于民。 转变政府职能，制衡部门权力。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重新清理、界定部门职责，将与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无关的职能及所属单位从政府部门中剥离出去；建立一套监控机制，重点限制和规范有关部门的预算分配权、项目审批权和资金使用权；逐步实现预算编制、审批、执行、监督相分离，切实做到预算管理的科学民主、相互制衡、依法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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